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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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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花”
·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一)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二)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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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


(一)


   
    1999年1月4日,重庆市綦江彩虹桥轰然坍塌,40余条人命冤死江中。新年伊始神州大地上的这一人间惨剧,以其直达天庭的哀号和悲愤再一次向世人昭告:中国的腐败已经到了百无禁忌、无以复加的地步。

    綦江塌桥事件发生之后,伴随着相应的救援和善后事宜,当地官方雷厉风行地推出了一系列封锁消息、堵塞言路的紧急举措,其风风火火,恰与他们对大桥恶性质量问题长期的麻木不仁,形成鲜明比照。1月5日,分管纪检的县委副书记杨昌茂召开各部委负责人会议,明令各单位“管好自己的嘴”。1月5日下午,中央某新闻单位记者被强行挡出事故现场。1月6日晚上,县委书记张开科,副书记林世元召开各部、委、办、局负责人紧急会议,会后各单位又连夜召开全体职工紧急会议,传达张、林“四不准”指示:
    一、不准参加围观,对闹事的死者家属,通过亲朋好友,做好疏导工作。
    二、不准议论彩虹桥之事。
    三、不准误传彩虹桥坍塌原因,现在报纸在搞误导。
    四、不准谈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
    会上还威胁说:职工不听招呼者,要坚决处理,严重者,开除公职。
    这个不准,那个不准,真是权势之威,跃然纸上!然而,平心而论,当地官方的这种套路和做派,不能算是綦江特色,而是中国官方处置类似事件的典型方式;“四不准”中的“不准”、“闹事”、“误导”等话语,也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典型官方用语。再说,历来的官家都有个臭毛病,就是不爱听难听的话,尤其听不得来自下面的难听话,綦江官方自是难于免俗。于是,在他们的嘴里,人权和宪法是“神圣的和权威的”,将言论自由权写得明明白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似乎是有分量的,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却是轻如鸿毛、可被任意作贱的玩物。正是因为如此,公然违宪的“四不准”才会轻车熟道,脱口而出;正是因为如此,拿宪法当儿戏的“四不准”才会理直气壮、声色俱厉地得以贯彻和下达。在他们的心目中,真正有分量的、可以有恃无恐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在“坚决处理”、“开除公职”的恐怖威慑之下,县委的“四不准”基本上管住了綦江百姓的嘴,多数人被迫三缄其口,没有见到有谁敢于站出来公开抵制,大胆行使和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当然,有少数人显示了一定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公民气质,以地下活动的方式,私下里向记者提供了真实情况,表现了对“四不准”的不合作态度。
    一叶知秋。綦江“四不准”的淫威及其少许失灵,真实地反映了今日中国权势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基本态势,给出了中国人权状况的大体面貌,说明了中国离开公民社会的建立还有多远。
   
   

(二)


    这样的现实是足够沉重的。
    它的沉重首先在于权力打压权利从来就不怕动真格的。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綦江垮桥的盖子已经捂不住,因而县委一、二把手自身不保的话,敢于公开或秘密抵制“四不准”的人,必定会受到来自当局的非法迫害和打击。“不听招呼”就是藐视权势,就是“添乱”、破坏“稳定压倒一切”,因此人权就要被压倒,宪法就要被嘲弄,这有什么可说的?作为佐证的事例可以信手拈来。据1999年1 月12日《法制日报》载,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郑庄子乡贾庵子村村民代表刘伯文、刘伯如,因行使正当的信访权利向上级部门反映村主任的腐败问题,被唐山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企图给政府施加压力,添乱等为由”,各处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山西省高平市第一中学侯文印老师,因带头揭露和举报校长索贿受贿问题,被校长诬为“反革命分子”,先是被不安排任课,继而卡掉集资房,再是停发工资,最后被强行调离。江苏省丰县范楼乡果园村部分村民,因不满村委会选举中有关领导的违法行为和长期以来负担过重的问题而上访,一度以“破坏社会秩序”为由被刑事拘留,数天以后当局被迫放了人,却又把揭露这一事件的徐州郭少坤先生加以逮捕。我的故乡——江苏常熟的几个青少年时代的挚友,在读了《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征求意见稿)后,提笔给我写了封信,谈了他们的一些见解,由于信件被非法截获,他们人被传唤,家被搜查。……
    它的沉重还在于权力对权利的打压已经使社会免疫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权力腐败造成社会不公,民怨沸腾,而腐败的权力又对反腐败力量进行“压倒一切”的打压,可谓愈腐愈压,愈压愈腐。这一恶性机制完全可称作社会艾滋病毒,它无情地、放肆地毁损和吞噬社会免疫系统——社会良知、社会公平和正义,时至今日,已达崩溃的边缘。
    最后,它的沉重还在于国民对社会危机及困境的认知和应对令人堪忧。有学者鼓吹“腐败有利论”,对既得利益者进行无耻的献媚取宠;有百姓顺应腐败浪潮,“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大不了全都玩完;有人从被迫堕落到自甘堕落,制假造假,互相哄骗,要“骗出个新体制来”;有人经刁民化、痞子化而踏上通往黑社会的不归路;有“非政府政治组织”的第一书记提出寡廉鲜耻的基本主张:“对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及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一律不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有民运人士致力于玩政治,要把别人玩得“找不到裤衩”。大多数国民,则是对社会腐败现实,对权利受打压和剥夺,或怒而私下言,怒而不敢言,怒而不愿言;或从困惑和迷茫走向不怒不言和玩世不恭;或苦苦祈盼青天,在忍气吞声中苟且存活;或寄希望于当局的“开明”与“德政”,因而无奈地一等再等,在人格侏儒化中将日子打发。作为整体,在中国国民身上,公民气息和公民精神还显得十分匮乏。
   

(三)


   
    发生在世纪末的綦江事件,再一次雄辩地提示我们,100年来的中国,尽管历尽变幻激荡的历史风云,但有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始终没有办成,即没有在全社会确立个人价值的主体地位,没有产生和形成足于支撑民主和法治的临界数量的公民群体及相应的公民社会。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以整体压个体、视个人为工具的价值观依然还能大行其道,并为官方所竭力守望和维护。而个体自由和个人尊严至上的价值观虽然已经得到播扬和生长,但远未普遍地根植人心,它不仅受到官方的拒斥和打压,也受到国民蒙昧的漠视或惰性的逃避。今天的中国,将个人自由视作最高价值,将人格独立、个人尊严视同生命的公民还太少;具有“宽容和尊重其他个人和他们的意见,独立精神,正直的性格和维护自己的意见而不为上级所左右的那种意愿(德国人也常常意识到自己缺乏这一点,并把这叫做‘刚直不阿’),还有对于弱者和衰老者的体恤,和只是个人自由的古老传统才创造出来的对强权的极度鄙视与憎恨”(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42页)等美德的公民还太少。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此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缺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又真切地感受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天启,来自自由人类的呼唤,来自永恒人性的渴求和来自现实困境的震颤,正在交汇冲撞着国人的心灵:是努力完成一百年来先人未竟之业的时候了。

(四)


    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无法指望被一再缓行的、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宗旨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这是开辟通往自由之路的创举,它的实现,有赖于中国大地上悄然兴起并正在顽强生长的伟大而质朴的公民运动。
    据我观察,这一场自动生发的公民运动,可以这样来进行认知和加以把握:
    1、中国公民运动是倡导和弘扬新价值观的运动
    在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全球旗帜的今天,一部分率先认同自由价值、推崇独立人格的有识之士,在中国开始了新价值观——个人自由和人的尊严至上的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近年来,这项努力在力度和绩效上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气象。新闻界、学术界、出版界都不乏成功突破禁区、摆脱控制的范例。我们看到《政治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1957年的夏季》、《解放文选》和《历史深处的忧虑》等一批好书相继面世。《南方周末》和《方法》杂志,则由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怀,对善与爱的弘扬,对生命价值、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首肯与捍卫”,而赢得读者强烈的共鸣和休戚与共的关爱。一直高居收视率榜首的《焦点访谈》,在奉命曝光、舒缓民怨的“使命”下,由于节目中不时透出对公民意识和权利观念的真诚宣示,而令人赞赏与称道。在大学校园里,愈来愈多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讲课和讲座中,或率真坦言,或匠心独运,向莘莘学子宣扬人权理念,传播自由精神。在拥有210万网民的因特网上,在拥有数百万听众的外国广播电台上,都有有识之士在进行新价值观的倡导与传播。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群体,则继续直言不讳,直抒胸臆,撰写文章,发出声音,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弘扬新价值观。1998年9月,他们向全世界推出了《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这两份重要文件,对新的价值观给出了比较精当和经典的表述。
    2、中国公民运动是对所有国民开放的、认同和实践新价值观的运动
    公民运动这一概念本身,标志着她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和宏大的包容度。她期待每一位国民,不分体制内外,不分高低贵贱,不分主人仆人,都是一位潜在的公民,都能逐步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从自己把自己当“螺丝钉”、当千里“马”,当作服务于某一重大目标的“工具”这样的臣民、顺民、良民状态下解放出来,逐步动真格地行使和捍卫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做人的资格和做人的尊严。
    将近10年前,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曾经在伟大的八九民运中经受了公民精神和权利意识的洗礼,这是公民运动的一笔丰厚而珍贵的遗产。我至今清楚地记得,89年5月18日下午5点左右,我正骑车路过老虎庙附近,见到三位从广场声援绝食学生归来的青年理发师,边骑车边激动地大声感慨:“这一辈子能赶上几天这样畅快舒心、真正做人的日子,真比什么都值啊!”
    无庸讳言,在今天的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操守的萌生还远没有成为一道鲜亮的人文风景线。但是,可圈可点的基本事实已经不胜枚举。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群体,是认同和实践新价值观的典范。坚持以和平、理性、公开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失业、下岗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正以愈来愈鲜明的公民精神去告别苟活、乞求的奴性或痞子化、暴民化倾向。浙江吕耿松等108位农民,挺起腰杆做人,咬定新闻腐败和司法腐败不放松,坚持将“咖啡豆官司”打下去,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我看来,撇开少数人的拒载和宰客行为,出租司机群体是公民意识比较强烈,公民人格相对健全的一个群体。由于因特网和国际媒体的传播而逐渐广为人知的河南安均、甘肃岳天祥等人以个人名义所进行的“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中国工人观察”、“中国环保观察”等活动,是典型的公民行为,是对新价值观的认同和实践。毫无疑问,一切从行使和捍卫人权出发的,公开冲击言禁、报禁、党禁的行为,都是公民行为,是认同和实践新价值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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