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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3月3日午后风和日丽,但街头巷尾警察遍布,以确保“两会”的胜利开幕。我和袁福生都提前了半小时,可相见却推迟了半小时,原因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梭巡着,探查四周有无可疑之处。
     
    我们相视以笑,就一齐出了大街,越过天桥,去了斜对面的麦当劳快餐店,在人来人往中找好坐位,要了饮料。我把袖珍录音机用餐巾纸盖着,访谈就开始了。
     
   “太紧张了,每年两会都这样,”袁福生望着窗外说,“我父母让我向你表达歉意,他们欢迎您以后再去。”
     
    我望着对桌的一对情侣,点了点头。
     
    “我父亲在为一个叫徐永海的大夫祈祷,他是在浙江传福音时被捕的,”袁福生又说,“父亲在聚会时公开讲,徐大夫是年轻一代基督徒的骄傲。”
     
    我内心震撼,一股暖流从多年以前涌过来,可眼睛依旧望着别处。
     
    几个钟头逝去,我们出了麦当劳,分道扬镳。黄昏的天空象剖腹产的肚子,将满腔的血泼在大街上,北京的人群、车辆和房屋都在永恒的血潮中川流不息。
     
    老威:我已经在地坛外走了几个来回,还去地铁口逛了一圈,脑袋不动,眼珠子却转个不停。我恍惚觉得每个行人都是特务。刚才有个骑自行车的警察嗖地擦身而过,我居然出冷汗了,真有点悬。
     
    袁福生:我也提前半小时到,在周围慢慢磨蹭,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每年“两会”期间,都特紧张,不能不留意。
     
    老威:这里面还安全吗?
     
    袁福生:麦当劳是挺新潮的去处,进的几乎是年轻人,应该没什么问题。假如有问题,托主的智慧,能感觉得到。不过,您的笔记本太显眼,容易被人逮住,成为“罪证”。我们主内的弟兄碰面或接受采访,遇敏感的话题,都用小纸片。我兜里揣了很多,您看,就是这样的纸片,小半个巴掌大,互相在上面写,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声也不必吭,旁边人看着,还以为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呢。撞上突发情况,处理起来也方便。
     
    老威:什么叫“处理起来也方便”?
     
    袁福生:警察脑门上没刻字,他不会象演电影那样,让观众一眼就认出来。有时候,他突然就扑上来,控制你,抢你桌上、椅上、身上、地上的一切证据。你的本能反应是尽快碎掉小纸片,如果来不及,就在警察箍你手腕、卡你脖子之前塞嘴里,嚼烂了,咽下去。他不可能马上切开你的肚子取证。
     
    老威:真叫人喘不过气。
     
    袁福生:感谢主,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福音已传遍中国了。
     
    老威:我是通过远志明先生的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认识您父母的,其中有个场景令我久久地感动:这一对劫后余生的老人用有些干涩的嗓音唱道:“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袁福生:这叫《古旧十架》,父亲在坐牢时经常唱。
     
    老威:当时您父亲放开嗓门唱,脸胀红了,双臂也抬了起来,那种激昂一点不像年愈90的老人;而您母亲却低声跟和着,清澈的眸子显得羞涩,甚至有少女的天真。我对比了您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这眼神始终没变——她也八十五、六了吧。我不能不说,您的父母本身就是奇迹,是造物主给这个种族留下的奇迹。
     
    掐指一算,基督教传入中国已100多年,《十字架》里,叙述了自上个世纪初到目前的信仰的劫难与传承,让我这类怀疑论者也记住了王明道、宋尚节、倪坼声,以及以巴佛、谢模善等名字,这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道可歌可泣的神迹……
     
    袁福生:我父亲,还有他们那一两代以身殉道的老人,真是无愧于“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的诗句。
     
    老威:我没能完成对您父母的采访,是一种太深的遗憾。
     
    袁福生:您已经尽力了。听说您写过100多个底层人物,那么在您的身上,也有一种信仰的力量。所以,我愿意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和您见面,代我父亲讲讲他的经历,留下见证,让更多的人信主。
     
    我父亲袁相忱,生于1914年农历6月,具体的生日他忘了,却牢牢记住了自己重生的日子——1932年12月29日,这一天,他从内心信了主。我父亲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两个生日,肉身的和属灵的。稍后的1933年8月,由著名的王明道先生施洗,在万寿山后,用从颐和园流出的清水受洗,当时还拍了照片。王明道先生对要求受洗者都进行过极严格的考察,经过反复学习、交谈,让人真正明白受洗的含义——表示我的旧生命在基督里与耶稣同受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着的是用耶稣的宝血换来的新生命。
     
    我父亲是在安徽蚌埠出生的,祖父袁禹庭,广东东莞人,因曾祖父跟随广东籍的设计师詹天佑北上,修筑轰动一时的京张铁路,早年就举家北迁,在北京南口镇落户了——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员工。由于经常要同洋人打交道,都受过较好的西式教育,懂英文。我父亲是在动荡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13岁开始入读青年会办的教会学校,学英文,背诵《圣经》,从这儿,他知道了耶稣。他至今难忘的两位启蒙老师是美国人萧安娜和中国人石天民,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父亲大量研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吸取新思想的同时,向这位孜孜不倦的学生传福音。就这样,在他们的引导下,父亲认识了王明道先生。
     
    父亲信主的过程充满痛苦和矛盾,国家、家庭和个人的种种无法摆脱的剧变,令他觉得人生无常,生活无意义,曾想一死了之。有一次,他双手握铁钉,都准备触电自杀了,但刹那间又觉得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
     
    1934年夏天,父亲结束了高一课程,准备升高二。本来照此下去,他毕业后能谋得一份好工作,吃穿无忧,即能够娶妻生子,过比较安稳的日子了。而他却顶住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退了学,把自己前途交给神,由他来定夺。这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一个择抉,他的勇气源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我主耶稣在其中说道——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父亲通过祷告,按神的指引入远东神学院在北京开办的圣书学院。这是专门培养当地传道人的场所,学期四年,三年半为上课时间,半年实习。条件异常艰苦,父亲却得到系统的知识训练。1936年夏天,父亲参加了宋尚节博士在厦门鼓浪屿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同2000多人一道,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查考到《圣经》的最后一章,灵性充溢。1937年,父亲开始在远东宣教会的刊物《暗中之光》发表属灵文章,英译并出版了史可福的《个人布道手册》。1937年秋天,于日本入侵的兵荒马乱之中,结识了从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完初中,逃到北京的母亲梁惠珍。
     
    1938年初,父亲完成学业,到天津圣会所事奉,这个机构是由宋博士创立的布道团演化而来的。由于母亲也信耶稣,不久他们就订了婚。父母的婚礼于1938年7月22日在北京举行,半中半洋,即坐中式马拉车,穿西式婚纱;100多位客人中,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各占一半,还有一些外国牧师来参加。
     
    1939年秋,母亲怀孕了,父亲结束在天津的事奉回到北京,本来他可以接受远东圣书学院的吴智院长的邀请,回校做翻译,挣一份稳定的足以养家的高薪水,而他却选择了离开舒适,去农村传福音。
     
    1940年夏到1941年底,父亲携妻带子,跟随美国牧师裴约翰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广平、卫县以及附近的山东五县的各个村落布道,将福音传给在战乱中精神饥渴的穷人。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美交战,日本人就把能抓到的美国人集中起来,关入山东潍县的战俘集中营。于是不久,裴牧师一家四口也从教堂里被带走,父亲受连累,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掠一空。母亲那时年轻、漂亮,怕出意外,就脸上抹锅灰,抱上孩子躲进教堂后的地窖。
     
    日本兵从美国人手里接管了教堂,战火频繁,原先聚在教堂的同工们纷纷解散回家。父亲他受神的鼓励,继续留在农村传福音,并从此与乡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真正的农户。稍后,我姐姐安湖诞生了,第一个家庭聚会点也办起来。父亲说——日本人封了教堂,神的羊群却需要牧养,信徒们不能终止肢体生活。
     
    当时的河北南部,白天由日军控制,晚上有八路军活动,父亲他们骑着自行车下乡传福音,身上必须带上日票和八路军通用钱票。碰上谁,不仅申明“我们传福音”,而且得出示谁的钱票,否则就有麻烦。在整个抗战期间,父亲布道的秘诀就是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脑的农民,粗茶淡饭,浑身虱子,把兵荒马乱的田野当作无边的教堂。作为独子,他甚至没能赶上为父亲送终。
     
    抗战胜利前夕,父亲一家因祖母病重回到北京。父亲在讲道的同时兼做英文翻译,以维持全家7口的基本生活。他一直期待着时局好转,好回到最需要他的偏远乡村,但国共和谈破裂后,共产党施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毁坏北京周边的铁路和公路,要拖家带口去乡下谈何容易!
     
    父亲很焦虑,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让他在城里耽搁,不让他奔赴更广大的牧场,于是他祷告,学习洞察什么是神的旨意。这期间他以每月300斤小米的价格,租下了阜成门160号,一座原属日本牧师的被查封了的福音堂。自此,父亲作为一个在农村事奉多年的传道人,终于在城里有了固定的教堂,即不依靠任何组织,受神直接供养的属灵地。
     
    由于拒绝挂神召会的牌子,福音堂和家庭的所有开销都要靠父亲想办法。这锻炼了父亲的事奉能力和独立风格,他说:“中国基督徒应该建立自己的教会。我现在靠翻译来维持生活,补贴教会的开支,中国教会应该朝自立自养自传的方向发展。”
     
    1948年底至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时局凶险,物价一天飞涨几次。传教士和基督徒担心受逼迫,纷纷逃离大陆。父亲却回绝了远东神学院院长吴智等许多人的劝说,坚持留了下来。49年2月3日,解放军首批部队从阜成门我家门口进城,2月23日,城中各教会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商讨如何适应新环境,在无神论政权上台后求得生存。父亲却认为没必要自我恐慌,因为宗教与世俗政治没什么关系,况且共产党政策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
     
    开始,政府全力稳定政局,来不及染指宗教生活。有一天,父亲带着几位信徒在大街上打鼓布道,引来许多人围观,同时也招来维持治安的解放军。他们驱散了人群,将父亲等人带到军管会,经过简单的审理,却又释放了他们。当父亲以“信仰自由”为据辩论时,军管会的干部说——信仰当然自由,不过目前刚解放,治安较乱,鱼龙混杂,最好不要在外面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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