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的“北京门”大案披露后，最近国内媒体相继披露沈阳公安局 集体腐败案，某铁路法院法人作为被告被起诉大案，这些事实进一步 佐证中国的腐败问题必须引入民间机制和群众运动，单靠各级纪委为 主的查处举报已经基本沦虚设，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我和陈青山在拙文《试论中国新法西斯主义利益共同体》一文中企图 对当前中国社会若干问题进行简单梳理，其中提出过“破船现象”， 但没有详细叙述。不久前看到著名经济学家程晓农的文章感到淋漓畅 快，同时也对“破船现象”的骤然加剧感到震惊和无奈。程先生对改 革现实的分析是以赵紫阳为关节点的。而我在《斯托雷平反动与中国 改革》、《反贪是个纲纲举目张》等文章中虽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但都不能破题深入。大家就是大家，走笔庖丁之刀，游刃有余，程先 生梳理的三条断代经线，一目了然：

   80年代──利益均衡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在赵紫阳时代和赵紫阳 之后的时代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赵紫阳时代的特点是：基本考虑到 了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没有哪一个利益群体在80年代的经济改 革中受到过明显的伤害。

   90的变化，开始把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工人农民当作了政府施政的牺牲 品，换来的是经济和政治精英，就是统治集团，占人口百分之几这批 人的利益不断扩大，从此腐败成了一个全面的糜烂的现象，几乎无官 不腐败，因此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个两极分化严重得不仅 威胁到社会的安定，而且已经造成了经济的长期低縻不振，从今后来 看，中国恐怕也不再会出现经济正常的繁华。

   也就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从左到从右到左，形成大大小小若干利益 共同体。此时的反腐败实际上也有有限反腐（做秀），无限保护（维 护“稳定”）两种不同路径。正如黄金高穿防弹衣反腐，李昌平认 为：“如其说是我反腐败，不如说是腐败反我”。

   2000年之后──“口袋”负责制程先生认为：中国的各级官僚已经在 国外准备了大量的机会，他们大部分人已经在国外存了巨额款项，准 备好了外国护照，其子女早就在国外定居了，房子买好了。所以中国 这艘船沉不沉，怎样沉，并不是中国统治集团真正关心的事情，他们 惟一关心和负责的是“口袋”里能揣多少钱。“现在的统治集团不再 对中国负责，他们只是对自己口袋负责”。

   这种“口袋负责制”的情况远比吴思先生归纳的“刘瑾潜流”要严重 得多。从唾弃赵紫阳的“阳光法案”和“对话制度”以来，我以为权 贵资本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对人民的全面反动就开始了。经历了上 述几个阶段后，腐败问题已经是制约中国政治变革的瓶颈。要突破这 个瓶颈必须来一场类似“一打三反”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才可能卓 有实效，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还财与民”。当然这场运动需要足够 的勇气和智慧，也需要民间反腐败力量的基本发育。

   （2006年7月8日）

民主论坛 上载：[2006-07-09] 修订：[2006-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