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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行芳志潔輕財重義
   立夫兄以耄耄之高年，不理會自己身體為氣管炎疾病的困擾，不計較《春秋》長期無休止的虧蝕，不惜耗盡平生積蓄，悉索敝賦，繼續將刊物一期一期地賡續出版：儘管讀者越來越少，銷路月復一月地銳減，低至三、四千份微薄之數，仍然不肯罷手，仍作慘淡經營，將《春秋》改為月刊以減輕成本，希望藉美術界人士的支持與少量廣告以維持春秋的命脈。外界甚難想像：這麼一本高水準的刊物，竟由年齡總和二百五十歲的姚先生、姚夫人伍淑媛女士及其親姐姐陳孝威夫人櫛風沐雨、焚膏繼晷撐持到了新世紀；姚先生八十三歲時，還抱病同《前哨》、《東西方》等刊合作舉辦了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屆「傳記文學學術研討會」。直至今年夏初《春秋》第965期截稿之時，他仍在病榻上掙紮著寫完最後一篇〈春風秋雨〉，為閎揚中華文化奮戰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春秋》連載的傳記作品，結集出書者，最具史料價值者是金雄白著《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及宣統帝英文教師莊士敦著《紫禁城的黃昏》，前者是研究汪政權的第一手史料，在系統研究汪偽史的領域，比大陸與台灣的學者起步早幾十年；後者則為後世留下了不少滿清宮廷秘聞。
   姚先生本人國學根底深厚，不但善於敘事，而且擅長寫景。他的力作《徐淮兵車行》與《甘青亂離行》。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前者以親歷者的微觀角度展示出歷時65日、波及蘇皖魯豫四省、捲入150萬國共官兵大廝殺之徐蚌會戰的真實圖景，寫下了黃伯韜兵敗碾莊、邱清泉自戕青龍集、黃維被俘於雙堆集並非外界所傳的「驕兵悍將擁兵自重增援不力」，而戰場上的60萬國軍將士也絕非酒囊飯袋不堪一擊，他們在惡劣的氣候與地理環境下確已盡了全力。後者是姚先生隨西北軍政副長官劉任押運八十輛卡車往西北邊疆轉戰的悲壯一頁。他們在暴雨、冰雹、烈日、飢餓、疾病的折磨下，穿懸崖過沙漠，一邊抵禦追兵，一邊防備土著偷襲，從蘭州經享堂、西寧、新城、舋源、民樂，沿著河西走廊的河谷、張掖、酒泉，過嘉峪關、玉門油礦、安西，最後抵達新疆，通讀全書，催人淚下。
   姚先生一生光風霽月，厚人自薄，行芳志潔，輕財重義，在香港文化界中有「好好先生」之譽，他為中國的傳記文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半個世紀以來，他從未在自己主辦的刊物上登過一篇吹捧自己的文章或圖片，病危時猶諄諄囑咐妻女喪事從簡，不驚動諸親好友。他靜悄悄地走了，但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