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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与朋友——读廖亦武《证词》随感

   记得在60年代,中国上映过一部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讲的是一位警察奉命去抓一个小偷,可是,当这位警察与小偷接近后却对小偷的处境深表同情,和小偷成了朋友。虽然到最后,警察不得不执行命令把小偷带走,但同时,这位警察承担起帮助小偷的家庭的责任。
   
   
   1、是警察,也是朋友
   

   后“六四”时代充满荒诞,其表现之一是军警狱卒和政治犯和异议人士的关系。不止一位异议人士告诉我,有些军警狱卒后来成了他们的朋友,当然,是很奇怪的朋友,很特殊的朋友。
   
   在《证词》一书里,廖亦武写到一个他称之为童政府的狱卒(为什么叫童政府?因为在狱中,监狱管理人员代表政府,对犯人讲话动辄以政府自居,所以廖亦武们把狱卒都称为政府,例如张政府李政府),这位童政府有时要和廖亦武一块讨论国家大事。
   
   童政府不是没脑筋的那号人,这和我们原来习惯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很不一样。童政府这个“兵”还专爱找廖亦武这样的“秀才”谈话,他大概是把廖亦武这种文化人当作知音,若是对一班没文化的犯人,他还嫌你“没水平”,“对牛弹琴”,“有理说不清”呢。
   
   童政府居然和“六四”重犯一起讨论“六四”平反的问题——童政府说:“六四肯定要翻案,但翻案之后,国家又会怎样呢?”忧心忡忡,溢于言表。
   
   廖亦武答:“学苏联。”
   
   童政府委婉地反驳:“中国没有戈尔巴乔夫,赵紫阳想当,但缺乏魄力。”
   
   廖亦武说:“毛主席早就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现在苏联就已分裂为中央、民主和保守三派,老戈居中调和。”
   
   童政府继续发表高论:“这无法长期平衡。”
   
   巧得很,当天傍晚就传来了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的消息,然后又是政变被粉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你看,这位童政府还很有点见识呢。
   
   在这里,狱卒和犯人平等地、坦诚地讨论敏感的政治话题,甚至明确表示“六四”一定会翻案,不怕被说“划不清界限”,不怕被说“思想反动”。放在过去,像这样同情反革命,赞同反革命思想,传到上司耳里,那一定是要受罚的。这也许是特例,是童政府相信廖亦武不会去告密,所以才放言无忌。不过恐怕也不尽然。邓小平应该知道,政府里同情民运的人很多很多,他不能把这种人全都清洗掉,否则连干事的人都找不齐了。他必须使用这些“有错误认识”的人,祇要你能“公事公办”,“忠于职守”就行。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站在哪一边,你为谁干事。这是“六四”后的一个极其荒诞的现象:很多政府官员在私下里谈话,其观点和我们异议人士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那怎么他们还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呢?
   
   有的军警狱卒退职后还来找廖亦武聊天,听他吹箫。用作者自己的话,这些军警狱卒“在没有朋友的时候像是朋友”。朋友怕受牵连不敢找廖亦武,狱卒敢找廖亦武是因为他们不会受牵连,所以在廖亦武的生活中,狱卒取代了朋友的位置——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荒诞。问题是,倘若下次廖亦武犯事,这些“像是朋友”的军警照样去抓去管,“公事公办”。狱卒成为朋友,这已经够荒诞得了;更荒诞的是,成为朋友后,狱卒还是狱卒。
   
   一位吴科长,在廖亦武出狱几年后与廖亦武乍然重逢,像老朋友一样又是握手又是祝福,但这并不妨碍吴科长照样率几位部下跟踪廖亦武,掌握廖亦武的所有行踪及其细节并向上逐一汇报。这是何等的讽刺与荒诞!卡夫卡想象得到吗?
   
   
   2、是朋友,但依然是警察
   
   下面这段对话就更精彩了:廖亦武写道,一位姓卓的警察,在他出狱后固执地邀他下馆子,廖亦武固执地拒绝。
   
   “老卓竟慨然扒掉警服道,‘这样行了吧?都是老百姓。’席间,卓频频劝酒,‘实际一点,瞅机会捞钱,别那么热血好不好?政治嘛,就是人耍人。’‘你执行公务也这么想?’‘也这么想,不过人还得抓。’‘滑稽。’‘小人物都滑稽,你我都是小人物。’‘万一有一天上级命令你把自己抓起来呢?’‘也抓。’卓顺口应道。旋即大笑:”你这个疯子。‘“
   
   老卓简直是廖亦武的知己——“别那么热血”。他知道,廖亦武们的问题就出在“热血”上。
   
   读到这样的对话,真不知是应该感到安慰还是应该感到更大的恐惧。军警狱卒在私下相处时能表现出人性,在执行任务时却能够心安理得——“警察就是吃这碗饭的”。河南艾滋病人上访被警察抓,有警察干脆说:“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我们这样做“祇是职业需要。”这套理由很庸俗,但似乎也很实际很坚固。如果他说他当军警当狱卒是为革命,为解放全人类,为保卫人民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你还可以反驳他,启发他,教育他,似乎因而也就可能改变他。因为当一个人举出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实际上也就把自己置于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支配之下,把自己置于一种必须服从真理的立场,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的人:我这么做是因为它是对的,意味着如果是错的我就不那么做了。现在倒好了。现在,军警狱卒可以在执行公务和混碗饭吃的理由下“理直气壮地”把个人的一切道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把自己仅仅当作别人手里的工具,“心安理得地”承认自己是被收买被豢养的,为了一口饭可以做任何事,不管它多么伤天害理。你若劝他不这样做,那就成了砸人家的饭碗,倒显得是你不厚道了。当军警还在用官方编造的意识形态谎言作为自己行为的理由时,专制者难免不担心一旦谎言被戳破军警们会不会反戈一击。现在好了,军警们已经从有道德自主意识的人变成了丧失道德自主意识而唯主人之命是从的狗,横竖让咬谁就咬谁,从此专制者可以彻底放心,高枕无忧了。
   
   军警狱卒们以工具自居。注意,这和当年刘少奇提倡的“做党的驯服工具”还不一样。当年刘少奇号召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其前提还是认定党是伟大光荣正确,这就是说,如果党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了,你也就不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了,因而对这种驯服工具,你依然是可以争辩,可以开导,可以启蒙,可以指望他反戈一击的。像现在这样,做工具做到了自觉地全然不问是非善恶的地步,并且将此当作自己的谋生手段,你还能对他们说什么,抱什么指望呢?
   
   这使我想起38军军长。想当初北京市民堵军车,苦口婆心劝说军人不要对民众开枪,多少军人内心翻滚,天人交战:一方面是如山的军令,一方面是神圣的良知。结果是,有的人听从了良知,有的人听从了军命。到后来,奉命杀人者固然没有得到舆论的赞扬,但至少从上级那里得到了实惠;拒绝奉命杀人者不但被整肃被压抑,而且似乎也被遗忘。良知遭到空前的嘲笑和践踏。该有多少军人,当初犹豫不决的,暗地里想:老天!幸亏当时我没敢听从良知的召唤。以后就祇管服从命令吧,管它是朝坏人开枪还是朝好人开枪!
   
   “六四”屠杀标志着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彻底丧失,也标志着支持中共政权的传统信仰的彻底丧失。自那以后,中国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进入人权、自由、民主的新秩序;要么,沦陷于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证词》一书所揭示的事实之所以令人不寒而栗,就因为它指出了后一种演变的可怕趋势。
   
   
   3、真的是无可选择吗?
   
   我们知道,专制统治者干坏事,一向是借助于庞大的严密的国家机器,胁迫众多的人共同参与犯罪。作为这个庞大镇压机器中的一份子,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常常会认为自己对自己做的事可以不负什么责任。事实上,要让单独的个人挺身而出正面反抗庞大的国家机器好像也确实不大现实。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即便是置身于整体的犯罪机器之中,你们每个人依然是可以选择、必须选择、而且事实上总是在进行选择的。勇敢的,可以公开站出来反对;不勇敢的,可以采取不合作的立场。纵然是那些胆小的人,也可以用消极的态度去应付镇压的命令。叫你去抓人,你可以在抓得着和抓不着之间选择;对于抓到的人,你可以人道地对待他们,也可以野蛮地折磨他们。至少,你可以做到不在法外施暴,而且还可以劝阻别的同事法外施暴。如果有的军警不能明以大义,至少可以对他们晓以利害,劝他们别把事做绝,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在整个专制机器中,有越来越多的部件采取反抗、不合作、抵制或消极怠工的态度,那么,这部机器的力量就越来越弱了。一旦时机来临,庞大的镇压机器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应该也可以为此目标而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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