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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维权的政治思想基础与法律根据(连载之四)

公民维权的政治思想基础与法律根据(连载之四)
   作者:贺伟华
   二、公民维权的政治思想基础
   (一)私权神圣---市场经济之无形之手;自生自发秩序---法治正义的根据;广义自私政治思想理论---与公有制虚伪道德价值观的决战
    作为与生俱来的被践踏者,从小至今思索着同一类问题:这种割裂人间情感、导致斗争与矛盾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基础与合法性根据究竟在哪里?这种建立在对其他意识形态及他人的奴役与践踏基础上的、排他性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及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其本质究竟是利他主义的还是一种广义的自私与自利?人们追求自己的信仰、并在对信仰的追求中找到幸福感、成就感甚至精神寄托灵魂皈依究竟是利他主义还是一种广义的自私?各种宗教信仰、道德学说与商人的经商动机、科学家的献身精神、艺术家的美学追求及学者的追求真理与痴迷究竟谁更高尚、谁更利他?难道它们的本质不都是在追求物质或精神的幸福感与成就感吗?难道这种种行为与动机不都是一种广义的自私与自利行为吗?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标榜自己的信仰、行为与动机的高尚性、利他性而排斥其他一切的异己甚至从肉体与精神上将他们消灭?承认这一切行为、思想与观念的自利本质是否就意味着道德制高点的丧失、是否就意味着它的正义性、合法性的丧失?人类的幸福与成就、社会的公益、国家的荣耀究竟来源于具有共同广义自私本质的多元文明的平等保护与激励还是来源于对一切异己的彻底封杀?承认人作为一个具有自私本质的理性动物难道就丧失了自己的平等尊严与人格吗?把所有的所谓利他主义、所谓品德高尚者都当成一种广义自私者从而堤防他们的行为可能对社会、对人类造成危害难道不是完全必要的吗?

    激励人民的广义自私与基于社会正义的对这种自私的恰当防范才是最有益于社会公益、有益于多元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有益于人类矛盾的缓解与和谐社会的形成。建立在广义自私基础上的私权神圣道德价值观成了市场经济伦理与自生自发秩序、法治正义观念的政治思想基础,也成了现代民主政治得以建构与发展的根本性基础。从此,财产权作为近代法律得以构筑的根本逐步在这种广义自私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根本就不丑陋,更不是罪恶,建立私权神圣的观念、用法治的正义手段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所得才是人类的公共善。原来法治正义的基础不是什么利他主义的道德学说,它的基础在于对自利行为的激励及对自利个体的契约防范基础上的,人的潜能、人的创造性动力、人类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人类的多元文明由于这一人性解放与思想革命而获得了指数级的飞跃性发展。从此,谁也无法用任何一种排他性的所谓利他主义道德价值观来否认法治正义的思想基础与根据,任何一种所谓的利他主义因为有了排他性及某种功利动机也难以摆脱自私的属性。它的本质根本就是一种广义自私。
    私权神圣之市场经济伦理价值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伦理的冲突;自由主义广义自私思想与建立于其上的法治正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以德治国、以人治代替法治的道德价值观的冲突从建国至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虽然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已成了昨日黄花,民主与法治与捍卫个人的权利及尊严已成了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实施法治、保障人权及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也已写入了宪法。但是以公有制为根据对私权神圣的实际否定与践踏却在国家公权力的主导下日益肆虐践踏私权、甚至践踏人权,它日益的助长着政府官员的腐败、权贵阶层的堕落与猖狂。这种侵权行为因为被标榜为有益于公益而获得了践踏宪法尊严与民权的超越性特权;政府官员的贪婪与丧失人性的掠夺以有益于公益为幌子而摆脱了法治的制约、甚至一手炮制恶法来侵夺民财乃至于国家资源。在此境地,我们有必要为私权神圣正名。
   1、私权神圣---市场经济之无形之手:
    “总的来说,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总是习惯于从道德角度来看待私利与公益问题,并想当然的就认为私利就是满足个人的私欲,因此是不好的,甚或恶的,而公益才是有价值的,符合所有人本性,是良善的,这种道德主义的判断充斥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 然而,近代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看法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把道德伦理学的评判与法律制度的审视严格作了区分,而这种区分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斯密、休谟,甚至更早一些的曼德维尔大夫都曾指出过个人行为的私利属性,在他们看来,人是一个追逐私利的动物,不应把人一上来就设想的太高,追逐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人的基本天性,作为一个道德学家尽管可以用道德的标准来要求人,但不应把道德标准视为一个有序社会的基础!法律规则不应建立在道德良善的基础之上......追求私利才是经济秩序中的基本规律,每个人在市场行为中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点尽管在道德上算不上高尚,但却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杠杆......英国思想家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在承认商业活动中个人私利追求的本性的同时,揭示了另外一种令人感到震惊的情况,那就是每个人在追求自利的行为过程中往往会与社会公益发生内在的联系,或者说,在每个人的自利追求中产生出一种普遍的有益于社会公益的结果。......思想家们发现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欲望、目标和预期的时候,即便他们的行为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人,没有考虑到社会公益,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纯粹个人目的,甚至是为了个人的一己之私,但是,只要这种行为一旦进入到社会,要在社会关系中实现,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令当事人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情况,那就是他们的自利行为往往又会创造出一种对于社会公共事业普遍有益的结果,即创造出一种公益来......近代思想中是曼德维尔第一次完全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对于所谓私利与公益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不同于道德主义的看法。例如,曼德维尔在那篇有名的《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所提示出的观点,“人性之中的普遍动机--自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取向,它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也会促进公众的利益。”这一思想足以令几百年前当时的欧洲思想界感到震惊,然而,它却道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只要人们的自利行为不对他人构成伤害,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与幸福的同时,他所创造出来的公益,往往比那些刻意的、直接的慈善事业更加来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利他主义为理想大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结果却导致了全社会的普遍匮乏、整整饿死几千万人!而一旦倡导私权神圣、鼓励人们物质财富时,不过二十年,人们所创造出来的财富远远超过统治者的想象而导致了物质的空前积累,即使是有限的经济自由也创造出了如此辉煌的公益事业,如果在普遍一致的私权神圣的共识之上、在法治正义的维护之下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艺术等各方面给与人们全面的追求幸福的自由与人权的话,我们无法想象人类将步入怎样的辉煌。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德行与世界进程”中曾有过精彩的分析,在他看来:“一个人自己享受时,他也在促使一切人都得到享受,一个人劳动时,他既是为他自己劳动也是为一切人劳动,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动。因此,一个人的自为的存在本来即是普遍的,自私自利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东西;这种想象并不能把自己所设想的东西真正实现出来,即是说,并不能真实地做出某种只于自己有利而不促进一切人的福利的事情。”
    “作为个人自私行为副产品的抽象规则和制度模式在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却得到了更为丰富的论证,斯密有关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无形的手”的隐喻,不过是自由市场秩序中的抽象规则之形象化的表述。以斯密之见,每个人看似都在追求着自己的经济目的,都在为着自己利润与财富的最大化而奔波,从事生产和交换,但是,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一个抽象的市场秩序却出现了,这个构成市场秩序的规则体系虽产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但却并不是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有意识的主动设计,而是无意中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是作为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实践中的副产品而出现的。......是一种抽象的普遍适用于社会任何个人的规则系统,每个人只有遵循着这套规则,才能够在社会中得到他预期的最大化满足,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谁遵循了这套规则就能够获益,不遵循这套规则就将受损,规则在此犹如冥冥中的无形之手在调配和指导着复杂社会经济事务中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各种利益间的调配,既可以导致某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也无形中促进了社会的整体繁荣与进化。”
   
   2、道德的限度
    中共是一向标榜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观,甚至以德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从而导致了道德的政治化、功利化、虚伪化。从此他们只对被奴役的人民讲道德原则,如今天中共当局所大肆宣扬的的所谓“知荣知耻”,却从来不以道德原则来要求自己,其本性的恶劣已经不只是腐败、堕落,而达到了一种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地步!汕尾东洲的大屠杀、苏家屯集中营的鬼火烟魂、最近被挖掘出来的上百个取了头盖骨的头颅就是铁证。这种反人类暴政、这种疯狂践踏人权丧失基本人道的政府,却还在厚颜无耻的天天通过主流媒体大谈什么“知荣知耻”,真是卑鄙、无耻、无聊之极!
    每一个党派、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学说都有它自成体系的道德观,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如何防止强权暴政者以道德的理由侵害人民的利益、剥夺人民的自由甚至疯狂的践踏人权。成了攸关国人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今天被杀戮的是信仰者---法轮功成员,被监禁、被绑架、被监控、被追杀的是律师、记者与作家,明天遭此厄运者也许就是我们!要防止政府以道德的理由干不道德、甚至不人道的勾当,就必须防止任何道德学说的政治化,就必须站在新的高度这些所谓道德学说所隐含的自利本质、所包含的功利目的进行深刻的批判与揭示,给道德与政治划界!
    “ 关于道德政治化的问题,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那里就有过精僻的论述,贡斯当鉴于法国大革命中道德原则的极端化张扬,提出了一种中介理论。他认为道德只是人的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它应该有自己的限度,不能僭越,而毫无阻碍地直接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如果道德原则不遵守自己的界线,踏入政治,那么危害将是巨大的,那些本来非常美好的道德愿望,一旦超越了自己的界线就变成了邪恶的力量。因此,道德要进入社会政治生活,就必须有一种中介使它转化,这个中介贡斯当认为是一种制度性的政治架构。我们看到,贡斯当的观点是前瞻性的,现代自由主义显然受到了他的重大影响,哈耶克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思想,认为这个中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由的宪政秩序,其核心是正当行为规则。只有法律所表现出来的正义......道德只管道德的事情,一旦僭越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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