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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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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倒扁浪潮看台湾的制度监督缺陷与法治无力

   贺伟华:从倒扁浪潮看台湾的制度监督缺陷与法治无力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制度监督的不利、多党制衡的失灵、特权腐败的出现及民意表达途径的不通畅,不可撼动的陈氏特权已经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正好验证了一句经典的格言“人不是天使,任何人都可能犯错。”一旦制度丧失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特权、独裁与腐败紧接着就马上出现。
   

   民主的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然而,它是一种危害最小的政治制度。对权力恶的强有力控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大特征。一方面它能防止独裁与腐败政权出现,防止个人对集体的暴力;另一方面又从制度公正入手,防止集体暴力的出现,体现在对公民积极自由的适度限制上,防止有关公民参政议政的政治自由丧失控制而演变成民粹运动,演变成集体对个人的暴力。
   
   
   在民主与法治;人民主权与人权;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孰轻孰重的问题上,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早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制度性安排。宪政法治的程序正义在先,防止假借公意的民主演变成或民粹的集体暴力、或演变成控制民意的寡头独裁。民意并不代表正义,它无法取代法治下的程序正义,然而,它却是对法治的有效补充,是法治无力、制度出现缺陷、丧失对特权、腐败与新生独裁强有力控制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社会总动员;是监督统治者行为、行使公民参政议政权利、实现人民主权的有效手段。当法治制度对国家公权力丧失控制时,在国家、社会、法治三元制衡格局中,人们不得不调动社会的力量穆制衡国家公权力的肆虐与腐败。
   
   
   因此,当人们嘲笑台湾人民的民主素质;嘲笑台湾人民直接民主形式的游行示威、情愿与抗议为群众运动、民粹运动时,我反倒认为,问题不是出现在民众的素养上,而是出现在法治框架内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缺陷上。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不是多党制衡的民主台湾,而是民进党的一党独大,国民党几乎丧失了一个最大在野党反对党的作用,而无力对执政党形成应有的社会压力与监督,更不要说争取民意、成功的启动罢免程序。而更可笑的是,如今风靡台湾的民众倒扁行动,竟然由原民进党资深党员施明德等所发起。
   
   
   制度监督的不利、多党制衡的失灵、特权腐败的出现及民意表达途径的不通畅,不可撼动的陈氏特权已经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正好验证了一句经典的格言“人不是天使,任何人都可能犯错。”一旦制度丧失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特权、独裁与腐败紧接着就马上出现。无论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府,都难逃这一必然法则。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就在于它很容易退化而过渡到一个独裁专制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就给我们一个巨大的警示,同样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由于摆脱了社会多元力量的制衡、摆脱了法治下权力的制衡、摆脱了舆论的监督,最终蜕变成最残暴的独裁专制暴政。
   
   
   在制度监督不力、出现特权与腐败的情况下,被指责为民粹政治运动的民主恰恰是关键时刻,对宪政法治的强有力补充。施明德等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恰恰是挽救台湾民主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为杜绝政府腐败与特权、纠正制度缺陷创造了机会;它为台湾民众与新闻媒体,践行参政议政与社会监督的权利提供了舞台。民主作为对宪政法治程序性正义的补充,作为对台湾还不完善多党制衡民主机制的警醒,它提醒着台湾各大在野党应该做些什么;提醒着台湾各大民间利益团体与社群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提醒着作为国家第四权力的独立新闻媒体它们应该做些什么。
   
   
   
   公民的示威游行与罢扁行动,一方面可以把陈水扁执政腐败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形成共同的意志与决心,对问题的真相进行深入调查,让一切隐秘的勾当与暗箱操作为人们所共知;另一方面,通过法治手段,启动弹劾罢免程序,通过程序正义行使公民参政议政弹劾腐败与特权总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无论这种倒扁的示威游行是否最终达到目的,都让执政者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台湾的政治清明、政府官员的清正廉洁由此得到保障与强有力的制度监督。
   
   
   从人民主权与人权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来看,当然保障公民的人权与公民的权利是更重要的,人民主权也就是公民积极践行参政议政政治权利与义务。当公民的纳税收入为政府官员所侵吞、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甚至侵害到公民最基本的人权时,人们有权利通过游行、示威、静坐乃至于践行积极自由的参政议政罢免行动甚至革命推翻腐败强权政府。台湾的倒扁浪潮正是杜绝权力腐败对公民利益甚至人权的侵害,捍卫主权在民民主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手段。当有些人叫嚷着“停止游行示威、回到法治程序中去时”我们要问的是,谁又有这种权力剥夺人们示威、罢工、游行的自由权利;谁又能说这种自由只能用于对付专制政权,不能用于完善民主政治、防止法治无力、杜绝腐败。防止民主制度的蜕变、防止政府官员的特权与腐败,它的力量源泉正是来源于社会、来源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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