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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改革的设想 南郭提要

宪法改革的设想 南郭提要
   南郭提要:季卫东教授在其《中国宪法改革的途径与财产权问题》文中对中国既存在的三部宪法及其三次修正案作了简明扼要的小结,同时指出权力资本的形成及纠政方略,抽象地批评了中共党权至上的荒谬。提出了宪法改革的一些不无道理的设想。然而一党专政体制不废除,这些设绝无可能实现。因为一个绝对自私自利的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孽的邪恶党绝无任何可能改良从善。
   三部宪法和三次修正案都没有触及国家权力结构,修宪活动的方向显然不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是界定个人权利、调整限制个人自由的程度和方式。

   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确立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强调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优先性,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爱护和保全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但随即毛泽东就掀起了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把原计划到1967年才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下子提前 了12年完成。1957年又发动反右派斗争,极大地冲击了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
   1975年“文革宪法”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党的一元化领导,明确规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这两种形式。删除了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国家赔偿请求权、继承权、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追加了公民有义务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有罢工的自由以 及“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等。
   1978年修改的宪法,四个现代化和物质鼓励被写进了宪法序言,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部分内容,重新规定了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国家保护青少年的成长、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以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等。首次明文规定公民参加国家管理和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以及计划生育的义务。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国家赔偿请求权、继承权等等重要宪法条款,仍未得到宪法性承认和保障。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取消了“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1982年宪法恢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国家赔偿请求权、继承权、纳税义务.并将1978年宪法所规定的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和计划生育的义务具体化,增加关于人格尊严、权利与义务不可分割、扶养和扶助义务、义务教育的规定.仍然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先性以及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确认,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并通过行政管理对个体经济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雇工超过八人的私营经济还未正式获得合法性。
   在1982年的宪法中,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序言中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使之成为整个法制的指导思想。张友渔解释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也是不能允许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而是怎么正确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增加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修改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一方面规定共产党不能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另一方面又确认超越于法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宣告共产党的领导不可动摇,在法理上暴露出明显的矛盾。
   第一个宪法修正案是1988年4月12日通过的两项修改。在现行宪法第11条中增加第3款,“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第二,修改了第10条第4 款,承认“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第二个宪法修正案是1993年3月29日通过的,承认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方面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把县、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的任期从3年延长为5年;在经济方面则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认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
     关于第三个宪法修正案的建议, 1999年3月1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其主要内容是,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写进宪法序言,确认法治主义,废除反革命罪的概念(实则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换汤不换药),为私有财产权提供更明确的合法性根据。
   一个全能主义的国家逐步退出直接经营活动的分权让利的过程,其结局必然是恢复私有财产权的合法地位。私人财产“从权力中来、到权力中去”,出现了一种所有权依附于行政权、并产生出权力资本的畸形形态,进而导致了社会的严重腐败。与此同时,在得不到充分的制度保障的状况下,私人财产或者被转移到海外,或者被挥霍浪费掉,很难形成用于长期性经营的产业资本。
     宪法和法律上承认和保障私人财产所有权的不可侵犯性。悖论: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上的保护,资本就只能依附于权力;但反过来,权力资本的非法性又使由此产生的私有财产不宜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另外,在长期实行公有制的国家里,要承认私有化的合法性,就难以回避应该如何切割分配那些在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的问题。中国政府试图维持其对私人财产所有权的控制能力的做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国家保有禁止转让、限制抵押以及强迫性征收或征用等对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事实上的终极处分权,乡或村级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民集体的经营代理者或管理者、通过收取地租的方式实现所有权,而农民个人则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享有用益物权。
   1982年引入有偿出让国有土地的交易制度(第一级土地市场),至1987年又承认了土地使用者有偿转让自己的用益物权的自由(第二级土地市场),1987年春天,国务院正式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土地用益物权有偿转让的政策,与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财产法”中确立了“企业经营权”概念,它包括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承包经营权以及租赁经营权这三种形态。
   中国通过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企业经营权、法人财产权等一系列法律概念,实际上逐步改变了宪法第12条规定的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其具体的步骤和措施如下。第一,通过契约法(特别是承包和租赁的合意关系)使所有权流动化。第二,在界定产权结构的过程中,所有与占有、经营的分离会变得更加彻底。第三,缩小政府的规模,让行政权力逐步撤离市场,并通过股份制等形式使公共所有权的主体褪去具体的职能和特性而更加抽象化,使它变成一群基金管理人、一个参与分红的股权载体,变成可以在证券交易市场流通的资产价值的一个核算单位,甚至变成独立于所有者资格单一性或公共性的某种外部控制的社会责任及其象征性符号。
   需要在使公共财产相对化的基础上,承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是1999年宪法修正案的本质所在.修正案的第12条确认了邓小平理论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相应地,把关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从“现在进行时”改为 “一般将来时”,即强调这一历史阶段“将长期”存在;还增写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修正案第14条,在宪法中追加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款,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修正案第15条把宪法第8条第1款改为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所有制经济定义为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修改前的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承认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保护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来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对私营经济的规定也大致类似。修正案第16条,宪法中的相关条款被改为:“(第 1款)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款)不再区别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这实际上意味着当局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及阶级分析法。继续强调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和管理。修正案第13条增加了法治国家条款,而第17条则追认了刑法修改的成果,即废除了反革命罪, 1999年宪法修正案未采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表述方式,当然更未直接涉及私有化和私有制的定位。修改后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是有条件的,即一要合乎法律规定、二要承认国家监管。前一条件意味着,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仅限于法律实证主义层面,缺乏防范“立法专制”或者“恶法”的观念.
   怎样按照依法治国的原理来监督和限制政府权力、武装力量究竟属于人民还是属于一个政党、建立什么样的决策模式、继续采取民主集中制还是承认权力机构内部的分权制衡、是否容许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代表的活动等.
   “馅饼”做得再大、再快,也赶不上国有资产流失的规模和速度;通过国家权力的杠杆建立市场经济的结果是出现了权力资本,国家权力的持有者及其关系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目前权力资本的原始积累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难题便是如何处理变成了“蝉蜕”的国有企业及其职工。
   对于体制破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国家权力持有者,不仅把破产的成本完全转嫁到国有企业职工及社会身上,而且还在体制破产过程中暴发了起来。他们先是以化公为私、权钱交易等方式,做无本万利的“生意”;继而又垄断市场、结成分利集团,占据了最小风险、最大收益的社会地位;贪得无厌的权力资本不仅挖空了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且还腐蚀了整个国家权力结构。
   中国要实现社会公正,关键在于规范权力资本。在“反腐败”等治标性活动的同时,实行治本性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把权力资本诱导到产业资本市场、并通过一整套公平交易的规则来规范之;同时,通过国家的税收、财政及资源分配政策,来扶持中小企业、援助贫困阶层、缩小收入差距、限制非法经营。一个前提条件,即国家权力的中立化,使权力的行使不以权力资本的自由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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