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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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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对早年加入共青团的幼稚行为表示深深的后悔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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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忆二次被捕入狱过程(之2)

   

郭少坤

    2001年元月21日,我在当地(徐州市)公安局国保处警察的接送下, 回到了离别两年的家中,同时,也结束了徐州市当局及其有关领导人 为我构陷的二年冤狱。

   如果说我在出狱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绝对领导下的政府不再报有任何 希望的话,或者说是我对中国的法律已经绝望的话,可以说,我也就 不在出狱后为了自己的冤假错案上访了,显然,我也就不会那么快第 二次被捕了。可也正是我的单纯善良和对北京共产党的信任,尤其是 自己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对自己国家法律的信任,我在出狱后不断上 访的日子里,却使我在当年的10月16日再次被当地公安局逮捕,理由 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

   说句实在话,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当时对我的指控事实根据是什 么,我只知道自己是在合理合法的上访,只知道自己是在被逼迫的走 投无路之际到出呼吁和呐喊,可就这么简单的事实,却成了我“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嫌疑”,看来,如果我不把自己的这种“犯 罪嫌疑事实”说出来供世人审察,也就真的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 党”,也更对不起历史了。

   2001年的3月份,是中国例行的“两会”期间,为了防止我在此时上 访,我的驻地派出所(徐州市湖滨派出所)动用了很多警力(四名警 察和联防队员)和物力(专车一部)昼夜对我监控,就连我上街买东 西,他们也形影不离,为了不更多的招惹麻烦,我没有在此时去北京 上访,我耐心地等到“两会”结束后,在4月初,我启程经西安市看 望了曾经在我狱中给予我帮助的林牧先生等人后转道去了北京,开始 了我的上访之旅。

   我上访的第一站就是位于北京市东堂子胡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的信访处。对于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因为我早在1982年的时候, 就因为为了自己在见义勇为被打伤后由于当地党委(黑龙江省伊春市 市委)的权力干预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多次来此上访,尽管是当时 的公安部主要领导人都对我的申诉作出过“依法查处”的批示,但 是,在这个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特别是“公安工作要在当地党委的 领导下”这一完全背离法制精神的国度里,我在上访中依法提出的一 些问题在当地党委的非法干预下均没有得到处理,事情过去那么多年 了,中国的法治好象表面上是健全了一些,可在“换汤不换药”众所 周知的原因和我本人已经被当局视为“异己”的现实状况下,现在我 来此申诉恐怕也只能是劳民伤财了。不过,我不会因此而放弃,我还 是要依法进行申诉,即使问题得不到任何解决,我也要用自己这具活 标本来向历史见证这个“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和法治究竟是个什么 样子。

   抱着这样的信念,我拖着双残之躯,身上揣着国家的有关法律和对我 迫害真相的文字材料,到公安部进行申诉,我还真没想到的是,公安 部信访处负责接待我的一位李女士还真的对我反映的问题很是重视, 她经过请示公安部有关部门的领导后,告诉我在4月12日再次到北京 来接受公安部有关部门领导人的接待。当时,我感到好象很有希望, 便在4月12日及时的赶到了北京公安部信访处,负责接待我的是公安 部政治部的两位负责人,一位姓张,一位姓黄,接待中,我首先摘下 了眼镜,让他们看看我的伤眼,然后又拉起右裤角,让他们看看我那 还在肿胀的伤腿,他们看到后还真的露出了同情的表情,其中一位对 我说:“你来回走动,可要注意啊!”我把申诉材料交给他们后,又 象背书那样熟练的把《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规定》和《人民警察辞职 辞退办法》有关保护我的条款背给他们听,请求他们能够依法纠正徐 州市公安局对我的非法辞退决定,并请求他们对我因为农民们的维权 所遭受的迫害进行平反,他们说,对我的非法辞退问题由他们向公安 部领导汇报,并让我等候答复;对于我被打击报复造成的冤假错案, 他们建议我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在这一次接待之后,我还真的报有很大的信心在等待着公安部给予我 的依法答复,同时,也按照他们的建议先后到最高人民法院、中纪 委、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进行走访申诉,请求他们以事实为根据,以法 律为准绳来解决我申诉的所有问题。

   就这样,我在一边上访一边等待中度过了半年之多,其间往返北京十 余次,耗费资金数千元,可就是不见任何答复,我开始慢慢有点失 望,不过,尽管是许良英老师也提醒过我“不要报太大希望”,我还 是觉得这么大个国家总还有讲理说法的部门或者领导人吧,带着这种 侥幸心理,我还是在生活的煎熬中等待。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我在10月初从北京上访回来后,突然被从江苏省 泗阳县赶来的国保警察上门来抄家,他们在徐州市公安局有关单位的 陪同下,以泗阳县的吴克林先生(原国税所所长,曾经同情民主人士 和在生活上帮助过我)被审查为由,对我进行抄家,他们询问了我们 的交往过程,拿走了他们认为对他们有用的文字材料,然后便用我驻 地派出所的十几名警察轮流对我开始了寸步不离的跟踪和监视,就连 我在家睡觉时,他们也睡在我家的防盗门外,我真不知道自己又犯了 什么法啦,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不过,我想:“不做亏心事,就不 怕鬼敲门,自己的冤案还没了解哪,总不会再给我弄个什么名堂 吧?!”也就随他们的便了,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时间一长,也就 不在乎那些和我形影不离的警察了。

   果真如此,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依照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我虽然“不做亏心事”,可还是招来“鬼敲门”了。10月16日晚上10 点多钟,睡在我家门外的警察们再也受不了那份“辛苦”了,他们敲 开了我的家门,驻地派出所的一位副所长手里拿着一张纸《传唤证》 先走进屋来,后面跟着市公安局国保处的几个警察,其中一个还带着 摄像机,那位副所长对我说:“老郭,签个字跟我们走吧。”我知道 又在劫难逃了,便到爱人那间屋子里,把已经睡觉的爱人叫起来对她 说:“老朱,我又要走了!”爱人也听到了我这边的动静,边穿衣服 边说:“他们凭什么又抓你?!”我说:“你别问了,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把我交给他们了。”爱人来到我的房间,看看已经站了一屋子 人,爱人说:“你们值得吗?来这么多人,他(指我)不会跑的。” 我笑着说:“我他妈的往那里跑,给共产党卖命落得个又瘸又瞎。” 说着,我取出了在柜子里的照相机,交给爱人说:“来,给我照张 像,这一去不知道又是几年,照张像留给你和孩子们做纪念,想我时 就看看。”爱人也从容地接过照像机,让我站在于浩成先生写的“民 不自由勿宁死,国无法治最堪忧”字幅下,镁光一闪,我被留影于那 时那刻(这张像片现在被我收藏和保存),有趣地是,那个手里还拿 着《传唤证》的副所长也和我无意间合了影。照完像后,我对爱人 说:“上次我被捕时两个孩子都在读书,现在他们都在打工,这不是 好多了吗?你一个人在家好好生活就行了,等着我回来,我感觉我肯 定能活着回来!”跟着我饱经风霜的爱人也不像第一次那样悲伤了, 也笑了笑说:“你放心去吧,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你在里面注意身 体,千万别让伤病加重,希望你能健康的活着回来。”我突然大声 说:“走吧!我还剩一条好腿,一只眼睛,看你们还能把我怎么 样?!”说完,我和爱人握了握手,主动地打开门,向楼下走去, ……

   后来,由于我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证据不足,被“取保后 审”一年,一年后,我终于再次恢复了自由,时间从在2002年的10月 份始。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再继续写下去,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 来表达这两次被捕入狱的情感或者是感想,我现在只能是重复那几句 话:不论是什么样制度的国家,都应该是保护守法者,惩处犯罪者, 可为什么偏偏在我们这个国家却出现与此相反的现象哪?那些公然违 反国家政策法令和任意欺压老百姓并践踏国家形象的权势者逍遥法 外,而那些积极维护老百姓利益和国家法律乃至尊严的人们却要受到 迫害而无处伸冤,难道我们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中国共产党就真的 看不清、认识不到这些问题及其它的严重后果吗?!

   也许,正是我还带着这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继续相信北京的最高统 治者──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胡锦涛先生;也 许,我还会为自己的以上冤假错案继续上访和申诉;也许,自己还是 “屡教不改”继续为老百姓说话;显然,也就更要做好也许因为以上 的种种原因而第三次被捕入狱的思想准备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哪?!

   我真的感到无奈和无解,是不是真就应了那句话:“谁让你(我)是 中国人来?!”

   (2006年12月6日星期三)

民主论坛 上载:[2006-12-07] 修订:[2006-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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