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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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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被捕的启示

   

   高智晟先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之所以视高智晟先生为英雄,就是因为他敢于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如为盲人陈光诚等辩护),特别是敢于为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法轮功”的受害者依法进行运用法律保护,这对于绝大多数不敢触犯中共当局的这一政治底线的中国律师界和其他各界人士而言,高智晟先生敢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向胡锦涛和温家宝二位国家领导人上书,公开要求依法保护“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显然是一个真正律师的职业道德所为,是良知和正义的具体体现。

   对于“法轮功”,我本人首先是不信任它,其次,我也不提倡自己的亲朋好友去修炼它,因为我对“法轮功”的理念和缺乏科学根据的某些学说的极端提法并不赞同,特别是它的所谓“有病不吃药”和什么“宇宙爆炸论”更加是难以理解,我在狱中时就和某些修炼“法轮功”的狱友辩论过这些问题,不过,我对他们提倡的“真、善、忍”精神还是基本赞同的,也正如修炼者们所说:“如果社会上的人们都不说假话,做善事,包容他人,这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好了。”是的,这种精神相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上的官场腐败、世风日下的现象而言,还是有着积极可取的进步意义的,所以,我的个人观点向来是:我不完全赞成“法轮功”的理念学说,但是,对于它的积极向上的一面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于修炼者的迷信和非科学方式,政府应该给予正面教育和正确引导,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敌人”进行政治迫害和道义歧视,显然,我更不能够同意执政者对修炼“法轮功”的人进行违宪和非法打压,尤其是人身摧残。

   也就是在我自己的这种认识状况下,高智晟先生对一些遭受地方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调查并向中央反映,请求上级领导予以重视并停止非法迫害,这本来应无可厚非,但是,高智晟先生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人身攻击和骚扰,直到今天被抓捕。

   高智晟的被捕,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如果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当初真能够重视高智晟所反映的问题,我想高智晟也不至于在国际媒体上呼吁,高智晟之所以给胡温二位国家领导人写信,这就证明他还是信任共产党及其执政的中国政府的,否则,他就不会给他们写信,问题在于共产党的政治体制往往不能够使下情上达,由于基层官僚作风的影响,很多原本是共产党最高层精神的东西(也是符合民情民意的事情)被破坏或者扭曲,使得下边的老百姓不得不到处“有病乱求医”,直到问题扩大和影响到最高领导人关注的时候,此时已经是两败俱伤了,因为此时的最高领导人已经不是在关注问题的本身,而是在关注问题的后果,也就是说关注问题给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造成的影响,这样一来,反映问题和为此而呼吁的老百姓也就该倒霉了,他们面临的必将是要为自己被迫无奈而被当局视为“求错医”的方法而付出代价,那就是会被以“煽动颠覆”等罪名身陷囹圄,面临的只能是牢狱之灾,等待的只是历史的公正裁决,而对于现实中的问题依然是得不到任何解决,所以,这种政治体制也只能是造成官方与民间的两败俱伤,从而极大败坏了共产党应有的形象,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极大的损害老百姓的福祉和利益。

   联想到我当年为家乡农民们贯彻落实共产党的“村民自治”政策而遭受的政治迫害一事,感到和高智晟先生今天的结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年我还是因为贯彻落实共产党自己承诺给农民的“民主权利”不得已曝光国际媒体都得不到地方共产党组织的保护,可想而知,今天的高智晟先生是因为为共产党所禁止的“法轮功”而辩护和呼吁,搞得世界上沸狒扬扬,其下场也就不难想象了。我早在前些时候就和亲朋好友谈过“高智晟将肯定被捕”这一话题,也就像我为农民问题向国际媒体通报以后的预感一样,只要你胆敢向国际上说出自己的同胞受害的真相,你就只有准备去坐牢,舍此无他。这也是我最大最深刻的体会和启示。

   另一启示和体会是,如果中国不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永远要为自己统治历史上的错误乃至犯罪现象负责任,或者叫“买单”。即使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对国家和个人的各种危害和犯罪活动,也并不是当时作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初衷,他也不想把中国搞乱,他也不会指使人将张志新割断喉管,甚至他也根本不知道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制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分裂,法治的衰落必然驱使人治的猖獗这一根本问题却是毛泽东们始料不及的,最后的所有恶果都必然要归咎于毛泽东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身上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今天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也并没有认识到以上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们仍然迷信人治而忽视法治,他们仍然轻信自己基层政权的谎言而听不进老百姓的真实声音,比如说“法轮功”问题,既然有人提出有的“法轮功”修炼者受到非法迫害,你们为什么就不敢正视此事而严令制止哪?为什么非逼着高智晟这样的律师在国际媒体进行呼吁哪?就连发生在我本身上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领导人都能够依法贯彻落实你们共产党中央的政策法令,还用得着我这样的人去为争取你们承诺给农民们的“民主权利”到处呼吁和被当地政府认为我是“家丑外扬”并把我置之于死地吗(遗憾的是你们执政以来对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依法解决)?!此类事情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在中国举不胜举。总之,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加剧和激化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是没有法治的必然结果,是“下情不能上达”和缺乏民主监督的最根本原因所在。可以断言,如果“胡温新政”不能够标民主政治之“新”,立法治大于人治之“异”,不仅是绝无“新政”可言,而且,在他们的统治下所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将会继续蔓延发展下去,虽然依靠打压一些要求依法维权(实际上是维护共产党自身的权力贯彻落实到民间)能够如地方上的官僚所言“维持社会稳定”,但是,终非是长久之计,因为依靠暴力和恐吓维持的“稳定”并不能够征服人心,只有人心顺、民意通,才会有着真正的“和谐社会”和“长治久安”。否则,“胡温新政”就很难实现!

   最后的启示是,考虑到中外历史上关于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律师的作用,提倡“依法治国”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中国政府,应当允许像高智晟先生这样的律师去对因为受到非法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提供法律保护,如果像高智晟这样的律师在为“法轮功”提供法律援助时触犯了中国法律,也应该允许高智晟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连在中国犯下“烧、杀、奸、淫”的日本侵略者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打、砸、抢”罪行的首恶分子“四人帮”都有权力获得法律援助和依法辩护,那么,对于因为坚持修炼的“法轮功”人员及其为他们辩护的高智晟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也应该是情理之中吧?!

   因此,建议中国政府能够通过法律的平台来解决“法轮功”及其为之辩护的高智晟律师的问题,而不是让“人治”的办法继续影响中国政府的形象。

   这也是我之所以同意在“高智晟法律后援团”签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衷心希望高智晟以及他为之辩护的“法轮功”问题在中国的法制轨道上得到圆满解决以彰显法律的神圣性,向“和谐社会”的目标迈出可喜的一步。

   郭少坤

   2006年8月29日星期二

自由圣火9/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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