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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监督法》之笄


【评论中国】


中国《监督法》之笄——看中国第一部《监督法》与57年历史性短缺和这个国家“法制”的源头残缺


   ■ 文/巩胜利(学者)﹡



    公元2006年8月27日,世界第一人口国家、13亿公民缺失57年、跨越两个世纪的才有的一部监督政府运行的法律被中国法律程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①(本文简称《监督法》),自2007年1月1日起将开始在中国实施。但《中国监督法》真能监督中国各级政府正常的运行吗?真能历史性的阻截中国官员近30年的“前腐后继”吗?真能“以人为本”的保障中国人丢失了50多年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吗?②能给高智晟、高严等所有中国公民们一个当然可否的答案吗?真能将“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三反五反”十数次“路线斗争”等等阻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门之外吗?真能改变《中国宪法》建国至今、57年以来的根源性绝对无能吗?若能,则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第一大万幸中的一幸;若不能,岂不“文革”“阶级斗争”等依然会灾难深重的爆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是新中国57年至今唯一一部、也是第一部监督政府运行的法律。但它能当然、万无一失的监督、保障这个国家的机器正常运行吗?中国是否当然应该有一部“公民”(或人民)全面监督执政者的法律、以当然遏制“文革”“大跃进”等的出笼?

1、《监督法》断臂之美

    通观这部6590多字、计有48条的《中国监督法》,有几个历史性和国家的致命的“死结”:㈠、只针对中国县级以上政府的副职官员、法院和检察院的副院长、副检察长;《中国监督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政府的“一把手”不在监督之例;使“一把手有绝对真理,二把手有相对真理,其他人没有真理”③成为《中国监督法》规定的唯一列外的法律规则,为“一把手”提供了无限、更大的法律“特权”。㈡、中国政制“四架马车”的党、政、人大、政协中,只允许监督政府一系和司法体制中的法院和检察院。中国政制“四架马车”中的3/4不在此监督之内;特别是独家垄断的执政党,成为国家法律、没有任何公民可以过问、监督的“太上皇”,事实上“共产党领导”④的中共党,绝对领导着13亿中国公民的一切,让13亿中国公民却没有任何权力对共产党可以说个半个“可、否”(共产党可以是全中国所有13亿公民的“领导核心”,而所有13亿公民却没有任何权力来对这个“核心”表示“是”或“否”)。㈢、中央政府及部、委、办等等不在《监督法》的监督之例。㈣、中国第一部《监督法》,依然没有《宪法》至高无上的功能,也没有“宪法法院”平衡中国所有法律的功能,更不能维护《宪法》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㈤、作为新中国开国至今的第一部《监督法》,还根本不是、无法成为维护国家《宪法》来监督国家政制秩序的最高法律,还根本无法遏制象“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三反五反”十数“次路线斗争”等等的历史性出笼。真能开启中华民族5000多年不曾有过的“法制”之门?⑤。
    这就是说:按中国现行《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国家《宪法》规则,依然没有根源的法律秩序来得到实践,公民的这种权力依然57年至今悬空。

2、中国需57年体制根变

    你看:中国5000多年以来、第一次历史构建的国家秩序法律——《中国监督法》是不是象全球唯一的断臂“维纳斯”一样美丽可爱?被人爱,是因为中国有了第一部国家的监督法律;断臂、残缺,几乎又毁坏、断送了她所有她美丽外表和内涵的一切。
    断臂、根源残缺、核心无能的《中国监督法》明显有违“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宪法》最基础的准则⑥,制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大批不被法律监督的“特殊公民”,使中国上下存在一系列的党、政协、人大的政制“真空”。首先、《中国监督法》对7080万中共党员来说(注:因共产党领导一切,在中国所有的中国公民的机构、团体、组织中都必须有党的组织),没有任何进行监督的权力,就是最基层的党小组⑦及党员,成为国家《监督法》之外的“特殊公民”;其次、县级以上政府构架中的“一把手”权力阶层被剔除在《中国监督法》的政制制度之外,成为中国新的“特权公民”阶层;再就是、中央政府及部门(含中央级政府的部、委、办及下属的司、局、处、科等序列)也属《中国监督法》之外、当然的“特权公民”阶层。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目前是7级政府构架:⑴中央级,⑵省、直辖市、自治区级,⑶副省级,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伊黎哈萨克自治州级(伊犁州下,还辖有自治州、农业师、工业师。另外,省会城市通常也是副省级),⑷行署、盟、州、地市级(含农业师、工业师),⑸县、旗、区级(含团、场),⑹乡、镇级,⑺最底层是村民自治委员会(不属政府构架)、街道办事处、街道居委员会(此属于政府派出机构)。

3、《监督法》徒有其名

    中国立法57年历史性残缺、短见、不到位、不能从根源深处构筑起完整的国家监督体制,存在人与人、权力与权力、法律与法律之间绝对的“特权阶层”,是《中国监督法》游戏规则的最大不公平(如“户口制”,中国57年以来都非常严重的缺乏人与人身份源头的“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平等),也是与全世界所有“法制国家”的最大不同,是中国“民主与法制”制度长期不能到位、鼠目寸光的历史灾难。
    值得历史性指出的是:历经20年磨难的《中国监督法》,填补了中国57年的一个空白。但作为一个国家最根基的母本《宪法》法律配套的《监督法》,依然没有国家《宪法》法定的维护机制和护法功能,是中国灾难“斗争”每每爆发的策源地所在。最早版本的《中国监督法》曾历次特别列入“宪法监督委员会”条款,也曾将国家法律审查、“违宪”纳入“监督”程序,但囿于中国执政党与政府无法调和的现实悖论,几乎57年之今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调和的未来余地……
    尽管中国再次明确《监督法》“第三章 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但“最高人民权力”对国家的审计却每每刷新纪录。2006年1—8月份,中国国家审计署依然查出1249亿违法资金,而2005年全国查出违规资金是2900亿,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一片繁荣”之下掩盖了违规资金、民主退废、法制悬空、象“嘉禾事件”那样乱行政的恶性循环、一年更比一年严峻。

4、真《监督法》还很遥远

    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出访欧洲前夕、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英国路透社等五家欧洲媒体联合采访时,第一次以中国国家“领导人”身份回答了中国政制、选举、民主与法制涉及57中国、以往没人能回答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中国国家的问题。在问及中国社会制度时温家宝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继续推进包括选拔干部和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谈及中国选举制度时温家宝说:“考虑到中国很大、人口很多,经济不发达,发展又不平衡的国情,现阶段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直接选举,条件还不成熟。民主建设特别是直接选举,要根据国情循序渐进。中国政府坚信,群众通过基层的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以管理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理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体现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⑧。
   从温家宝总理以上论述可知:57年至今,中国还不能是一个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直还没有实践民主,而要等到从村到乡、到县、到省、最后国家之后才能“人民当家作主”,这让人想起毛泽东当初解放全中国,没有经过村、乡、县、省等,不也一样领导了全中国吗?还有今日的伊拉克、阿富汗及巴勒斯坦等的民主选举,难道中国人“当家做主人”、“民主与法制”的环境连今日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等都不如?还有,自从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至今、57年都没能建立起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国家,还要再等另外一个57年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国家吗?中国历经57年至今没也有建成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国家,是不是因为“制度不好,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十数次“路线斗争”等是不是中国坏人、坏制度“走向反面”的重要标志?为什么57年至今的中国、依然“民主与法制”永远都遥遥无期?

5、误入“一把手有绝对真理”歧途

    解读中国第一部《监督法》,有强化“一把手有绝对真理”之嫌:其中最核心、关键的该法第44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决定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个别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职务;可以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只使用于县级以上“一府两院”的副职,对监督国家正常运行没有任何干系。
    这就是说:除了执政党在“监督法”监督之外,甚至县级以上各级“一府两院”的“一把手”都不在监督之例,造就了执政党、以及“一把手”于《宪法》之外、当然的特权阶层;“监督法”,还让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司法独立”化为泡影。怎样实践“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见2004年胡锦涛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事实证明,中国体制特色的腐败、缺乏监督已经成为中国31个省、市、区建制中(不含港、澳、台)超过1/3“一把手”(中共广西区书记成克杰、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中共河北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等及黑龙江省团体腐败)因之而成为局部亡党亡政的历史先例。


    不可否认,《中国监督法》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离“法制国家”依然是遥不可及、不知是猴年马月才能依照《中国宪法》“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再有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的“太上皇”阶层,建树起一个正常的法制国家、正常国家源头的法制生态环境。中共“一把手”胡锦涛最近指出,“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⑨。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内容,“民主与法制”既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也是和谐社会的实践要求和最大的国家利益。近年来,中国新政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中出现了前所未有源头的悖论——这就是一党制与政府体制与人类社会的天然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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