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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的“矛头”

   儒家道德的“矛头”

    ----萧斋读经札记

   儒家重道崇德,被反儒派斥为“道德杀人”。这话并非毫无道理,如果权力缺乏有效制约,道德也会变成泛道德、反道德,任何学说都会受到统治者的歪曲利用,成为压迫剥削的工具,古今中外皆不例外。被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捧上天去的基督教,在历史上不也曾惨遭利用而造恶无数吗?庄子早有先见之明,他在《肤箧》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仁义而矫之,则并仁义而窃之!诸候之门仁义存焉。

   

   然而,不能因为被窃取利用过,就把统治者的罪恶全都算到儒家和道德头上。历史事实证明,儒学对于统治者的德行也有一定的正面引导作用。儒学就象古代王朝的宪法,乃君主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纵然都被当作欺民整人、欺世窃国的工具,比起赤裸裸地讲权术势和阶级斗争的法家学说与马列主义来,儒学讲仁政王道,讲为政以德,讲以道制势,“杀”起人来,毕竟要“温柔敦厚”、“温情脉脉”一些。历史上凡儒化的王朝,政治相对清明,国民安居乐业;凡是反孔反儒或对儒家明崇暗黜的时代,都是“天下无道”、民不聊生的时代。

   

   有学者认为,历史上反孔或淡化孔子的王朝或时代有五:一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采用法家思想治天下,迅速败亡;二是明朝中后期,统治集团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出现专制强化、政治腐败、特务横行、争权夺利等弊端,在农民战争打击之下走向崩溃;三是清朝统治者,表面上接受儒家文化,却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驱迫知识分子淡化儒家义理,转向训诂与考据,儒教的内在精神逐步丧失了,结果是将中华民族引向分裂、内战的苦难深渊。还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都极端反孔批儒,结果都制造了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按儒家的本意,道德,尤其是较高“级别”的道德,首先是指向统治者、要求统治者先达标的。如果说是“工具”,道德首先应是驯化、制约特权的“工具”。《论语》中针对统治者的道德规范最为丰富。例如:

   

   有人问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表达了君王的道德是为政之本的观点;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强调为政者只有严于律己,勤于正己,才具备治国的条件,才能肩负国家历史之重任;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要求统治者在德行方面以身作则,勤政劳苦,并且永不懈怠;

   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的“之”指的是治民之道。靠智慧得知,靠仁德保持,然后用发自内心的庄敬的态度去临民、按照礼(文物典章制度也)的要求有法度、有规矩地去治理国家(不然就是非礼)…,统治者可不好当哟。

   

    还有:“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 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等等大量孔子教导,“矛头”所指,皆统治者。

   

   不仅孔孟企图以仁义道德驯化君主,董仲舒人格神的“天”、宋明理学的“天理”“良知”,都体现了大儒们制约君权、矫正时弊的不懈努力。朱熹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 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天下之事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 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 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朱熹希望“正君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希望用“天理”来制约君主和朝廷百官巨大的特权,“杀”一“杀”他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威风。

   

   在现代民主制度诞生之前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仁政德治不仅有利于民,从长远而言,也符合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政权的长治久安。可惜,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作有效保障,加上特权阶级的贪婪和短视,儒家道德在历代王朝统治阶层不可能得到普遍落实,其矛头反而被乾坤大挪移地大量拨转到民众身上。历史局限所致,非儒家之罪也。

   2006-6-24东海一枭

   首发2006、6.25《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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