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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力量从哪里来?---兼批王怡

儒者力量从哪里来?

   一

    持真行善和反恶抗暴需要心灵力量,反抗专制恶政追求民主理想,尤其需要大力的心灵支持。有了内在强有力的支撑,言行才能一致,知行才能合一,对于真理的坚持和实践,才能愈挫愈奋持以以恒。

   个人主义的选择,普世价值的召唤,亲友的支持,同道的鼓励,他人的赞誉,乃至名声的诱惑,都可以转化为追求善和真理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很难让人达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如王怡在《我为甚么信仰基督教?》的访谈中说:

   当我开始坚持比较大胆的政治批评和言论,开始受到很多压力的时候,比如停我的课,干预我的聘任调动,中宣部不让主流媒体发我的文章,甚至我的家庭受到骚扰,收到恐吓的匿名信时,我就出现了一种疲惫感,不是恐惧害怕。我以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立场,我经常强调说我为甚么要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是因为我心里不舒服,我是一个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不是为对他人的担当,而是我个人主义的选择,当因此而疲惫,产生无力感时,我有时会担心,这种个人主义的选择是不稳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变了,难道我就放弃吗?(香港《开放》杂志2006.4)

   王怡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我的力量来自一个更高的在我之外的源泉。”投靠上帝去了。因为他相信只有上帝才能给予他最高最根本的心灵支持。我想许多优秀知识分子投奔基教,主要原因亦在于此,永生的诱惑当在其次。这让我想起基督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在其《基督教思想史》中的一段话:

   那种必须服从于给予安定感的外在权威的人,那种依赖于“他律”而不是“自律”的人,归根结底,就是精神分析学所谓人格不能成长而固着于无意识的“快乐原则”的人。他们缺乏生存的勇气,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去担负选择的自由所带来的压力,于是把自己交在一个外在或内在的权威的掌控之下,作为自己永远地陶醉于婴儿的状态的借口。

   当然,保罗•蒂利希所言,纵然适合大多数基督教以及其它各种教派的徒众,却不适合王怡们。王怡们并非缺乏生存的勇气,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去担负选择的自由所带来的压力,而是希望借助“上帝”的力量,消除在追求善和公义的过程中产生的疲惫感。在一个传统破碎物欲横流的社会,出于价值的觉醒而追求民主自由,堪称非常优秀,比起那些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的愚夫愚妇和文奴犬儒,不知高出多少倍!

   二

   不过,从中华文化本位立场考察,任何“绝对他在”的神都是靠不住的,基教信仰固然属于正信,却不究竟,因为形上与形下、内在与外在未能如佛教或理学那样贯通。我觉得基教的祷告与佛教净土宗观想念佛的修行法有点类似。一个 “中性之民”虔心念佛或祷告,令人起敬,但是恕我不恭,如果一个大知识分子感到迷茫乏力时也嘴里念念有词起来,就有点滑稽了。

   我的耽心是,《圣经》隐藏的内在思想义理之种种冲突,对于理性认真而智慧圆融的知识分子缺乏真正的说服力。基督教强调因信称义,勉强的皈依或带有功利性质的信仰不是真信,大不义。无根柢不坚定的的信仰也无法提供真正的自尊自信,反而会造成心性巨大的伤害-----当然,这样的伤害对农民市民及政界人物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指向少数优秀知识分子。

   儒家对鬼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低调态度,虽讲畏天命,但不局限于此,而是要求进一步“知天命”并在此前提下回天造命。儒家则是将形上形下完全打通、如理而建的人文教,一切以人性、人本、人道、人文为出发点,强调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主张通过内圣功夫从心性深处发掘力量源泉,既要超凡入圣,更要超圣入凡。

   如果用孔子的标准衡量,王怡们尚未真正“成人”。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就是说,像臧武仲一样智慧(鲁国大夫,知识渊博)、像孟公绰一样清高廉洁、象刺虎卞庄一样勇敢,象冉求一样精通文学艺术,四个人的优点合起来,智德勇艺俱备,还要文之以礼乐,才是“成人”。

   这样的“成人”,古今中外,能有多少?孔子意识到要求太高了,退了一步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既使把条件退到这么低,对于世俗民众,尤其是对于当代人来说,依然太高了。能够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三点的,多乎哉?不多也!衡诸自己,也不敢说已完全长大,但我相信自己迟早会成人。我也相信王怡们终究会“长大”,问题是王怡们成为大人之后,拿“上帝”怎么办?

   三

   对于儒家,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基础和个体条件。孔子最重修身,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方式方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还有温良恭俭让或恭宽信敏惠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些内容所侧重的方面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成人、成德这一修身主题进行的。

   儒家经典中,关于修身的指导言论最为丰富,什么“不迁怒,不贰过”呀,“己所不欲,匆施于人”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学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呀,类似修身格言,俯拾皆是。

   郑板桥有一副短联可以说是孔门修身功夫的很好总结。此联仅八个字:“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内藏着四大典故。孔子弟子曾参说过:“吾日三省我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此为“曾三”;孔子弟子颜回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言,此为颜四;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此为“禹寸”;学者陶侃说过,“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 此为陶分。

   孟子更是修身大师。他认为人性本善,人人皆可为尧舜,但由于物欲障弊,心性易失,故强调“寡欲”。欲望本身不是恶,如果没有节制而侵犯别人,便成恶了,故要节制情欲气质使之归于本心主导,此即孟子存心养气的工夫。存是存本心本性,养是养浩然之气,通过“配义与道”与“集义所生”的方式,使生理之气提升为道德理性之气。还要尚耻:“人不可以无耻”;要善于反省:“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孟子重视客观环境的影响,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认为人事助缘很重要,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但他强调,豪杰之士纵一无依傍也一样可以卓然兴起:“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甚至横逆之来,亦好作修身之助,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强调儒者应该主动响应环境和命运的挑战。(以上孟子语录皆引自《孟子》)。

   四

   孔子讲为己、克己、成德成圣,孟子讲存心、尽心、不动心,《大学》讲正心、诚意、率性、中和,程朱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阳明心学讲致良知等等,都是修身之学。宋明理学在修道参学上还发展出一套静养功夫,把静坐之法视为日常修养功课。

   尽管理学家(心学亦属理学范畴)们不承认、实际上理学受了佛道很深影响,不断“内向型”发展,从重道德发展为唯心性,从圣王并重发展为只重内圣,一味往里面 “修”去,以至越来越细微琐碎,呆滞偏枯。只着眼生活作风个人小节的琐细修心与一味静坐的过度内省,导致了士人实践兴趣的下降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停滞,流弊多多。

   例如“灭人欲”把正常欲望给灭了,把原儒正常的节欲思想发展为反人性的禁欲主义。这就出偏走火了。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近女色、清教徒苦行僧式的“道学先生”并不足取,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益世也,那不是圣人是活死人。至于伪君子,更不足道。

   修身不应限于静坐克己,还要身体力行,从“事”上去修,从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去修。王阳明后来认识到喜静厌动的偏差,强调“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不过,从实用、实践的层面讲,心学治学求知的眼界依然是内向型的)。

   道德需要事功去彰明,内圣应以外王去体现。儒学毕竟是经世致用的入世之学,需要实践和担当,道德学养最终必须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功德圆满。儒者是不能逃避制度的革命、道德的重建、文化的重光等一系列历史社会责任的。孔子一生栖栖皇皇奔波列国,如丧家之狗,并屡遭生命危险,所为何来?明乎此,才能理解孔子和儒家。

   五

   体现孔子“内外兼修”的道德素养的言行不少,最典型的莫过于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的故事:哀公六年,吴国伐陈,楚国急救。孔子困于陈蔡,绝粮七日,弟子们饿的饿,病的病,遂引出了孔子与弟子们的一番对话和儒家对待困境应持的态度。《论语》提供的原始故事情节比较简略:“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在《孔子家语》中,故事的讲述者把孔子政治挫折转化为孔门励志素材了: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绥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来!吾言汝。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也,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孔子家语》卷五“困誓”第二十二)

   在《庄子》里,这个故事比较细化了: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忔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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