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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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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识圣人面目真?

谁识圣人面目真?

   一

   年青时对孟子的欣赏超过孔子,觉得这位亚圣比“圣人中的冠军”孔子更加英气勃勃傲骨铮铮,坚持原则不动摇又辨才无碍呱呱叫。后来,对孟子的欣赏仍然保持,对孔子的祟敬却随着阅历和年龄增长而不断提升,真有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感。

   孔子一生居仁由义严以自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内而追求完美人格,外而热心济世救民,为了推销他的仁政王道理想四处奔波,“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具有强烈的社会历史使命感和极高的文化道德自信心(顺便指出,孔子求仁谋道,靠的可不仅仅是某些基督徒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知识理性和自负”)。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孔子保有一颗平常心。

   孔子是温和而又严厉、威严但不凶猛、恭敬庄重而自然安详的(“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文化自信与“三人行必有我师也”的知识谦卑,是矛盾统一的。

   由于历代儒生和帝王不断神圣化偶像化,孔子平和、宁静、陶然、快乐、通达、洒脱、归真返朴的一面被忽略了,给人们留下的是一个高高在上满脸严肃的呆板形象,甚至有学者分析孔子是自恋型人格、有自我圣化情结云云。这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兹特将孔子人格的另一面略予绍介以裨共赏。

   二

   孔子是宽容广大的。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恕都发自于仁心,如果说忠是一种内心的坚守,恕就是将心比心的忠的外推。所以孔子在教育上强调有教无类,在人格上也尊崇各种类型的人,不仅佩服与他相近的人,而且佩服与他似精神相反的人。如唐君毅在《孔子与人格世界》中所说:

   孔子祖先是殷人,而佩服文武周公与周之文化。伯夷则以武王为以暴易暴,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之山,真豪杰也。而孔子又许之以求仁得仁。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筱丈人,则皆超越现实之隐者,尝讽孔子,孔子皆心许之,而“欲与之言”、“使子路往见之”,此是何等气度?

   孔子是快乐陶然的。他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论语》开卷就是写孔子之乐的。学而时习之,乐,有朋自远方来,乐,人不知而不愠,亦是乐。站在国家社会的立场上说,儒家是充满忧患的,如果从个人角度着眼,则仁者无忧。“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生活贫困清苦不改其乐,甚至面临艰危也能坦然自若,如孔子被围陈蔡时,“讲诵弦歌不绝”。

   孔子是幽默本色的。孔子到了学生子游管理的武城,听见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呢?”意谓管理小小武城用得着行礼乐教化吗?这是在开学生玩笑呢,但子游没听出来,很认真地回答说:“以前我听夫子说过,君子学习了道就能更好地施行仁政,小人学习了道就容易接受教令” 。道,包括人道、治道及天道,这里与弦歌相应,指治道中的礼乐教化。孔子改颜庄容说:“同学们,言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又有一次,郑人嘲笑孔子象一条丧家狗,孔子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欣然笑”,承认: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丧家之狗”正道出了孔子奔波列国的辛酸,孔子借此解嘲,也表明孔子不怨天尤人的达观态度。(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三

   孔子智慧通达,处世立说通情达理,切事切实。他最重仁爱,但他倡导的是符合人性的有差等的爱,亲亲仁民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近至远推己及人秩序井然,不象墨子那样违反人性之常,要求爱人如己,把他人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

   孔子主张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在《春秋》中肯定为君父复仇的正义行为。不像基督那样强人所当,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孔子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

   孔子推崇中庸之道,反对片面极端,认为舜之所以是大知(通智),除了好问好察隐恶扬善外,主要是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之道。“用其中”就是要求从矛盾对立的两端中“叩其两端”、“攻乎异端”,找到“不偏不倚”的正中之道。

   “中庸”在孔子那里,即是本体论又是方法论,既是宇宙观又是实践论,是事物的平衡达到了一个理想的状态。遗憾的是,“中庸之为德也,民鲜能久矣”,后儒每将“中庸”的含义作机械化庸俗化的理解,或视为折中调和,差之千里矣。

   孔子本身言论、行为、人格都比较符合中庸之道。《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孔子的日常生活态度,也就是中行人格的具体表现。毋意,不主观瞎猜;毋必,“吾从众”;毋固,不固执;毋我,没有我执。狂狷虽也受孔子赞赏,毕竟是“不得中行”的次优选择。

   孔子为人庄重坚毅守经志道,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他不是“道德一根筋”,讲理想又重现实,强调自我调整随机应变,说:“君子之行己,其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孔子家语•屈节解》)但是,灵活屈伸又是有原则的,要“不毁其节”、“不犯于义”。

   孔子论人论世眼界开阔,一分为二。孔子曾批评管仲不节俭不知礼,说:“管仲之器小哉!”但又认为管仲“如其仁”,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莫之知也。”(《论语•宪问》)据此也可见,孔子衡量仁及忠的标准是从民和国的立场而不是从一家一姓的兴亡为出发点的。

   孔子主张通权达变,把权道看在极高极重,认为“可与共学,未可以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以立;可以立,未可以权”(《论语•子罕》),故孟子说他是“圣之时者”。例如,能让国者,儒家所赞美;立君为众, 立善立德,更是儒家所赞美。前者体现了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后者体现了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但是,宋宣公不将国传其子而让其弟,其弟亦不传其子而返国兄之子,可谓能让;卫人立晋, 卫宣公依民意而立,可谓贤者在位,《春秋》都认为不对,不可效法。

   蒋庆先生认为上述两例体现了孔子守经志道的坚定性,我认为恰恰相反,正体现了孔子的权变精神。《春秋》立嫡子继承制,拥护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都是一种“历史之权”,就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是一种不最理想、却最合适的选择。

   《春秋》将社会分为“继乱世”、“升平世”和“大同世”三种形态,在“据乱世”,君主和官员皆世袭;在“升平世”,只有君主可以世袭;在“大同世”,“天下为公”,君主与官员都不能世袭。选贤与能的选举制是太平制,不宜于春秋乱世实行,不然,会给乱臣贼子提供了惑民篡国、借公行私的借口,流弊所及,后患无穷,民无宁日,国无宁日。故《春秋》立嫡子继承制,规定君位传子不传弟,立正不立贤,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四

   孔子既是无私无畏的勇者又是知人知世的智者、既是兼善天下的仁者又是乐天知命的达者,至德至圣却很普通平凡,固然可敬更加可亲。如果说孟子是超凡入圣,孔子就是超圣入凡、蕴圣于凡了。用《中庸》的话说,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用佛家的话说,叫“内密菩萨行,外现凡夫身”。孔子之圣可及-----这当然是极而言之的话-----孔子之凡不可及也。

   

   唐君毅在《孔子与人格世界》中从一般人所崇拜的人格中举出六个型类:一为纯粹之学者﹑纯粹之事业家,二为文学艺术哲学上之天才型,三为英雄型  四为豪杰型,五为超越的圣贤型,如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甘地﹑武训等,六为完满的圣贤型,如孔子及孔子教化下之圣贤等。

   唐君毅认为,耶稣﹑释迦﹑谟罕默德超越了世间一切学问家﹑事业家、天才﹑英雄﹑豪杰之境界,一切人生之文化事业﹐在他们心目中﹐到他们之前﹐皆如浮云过太虚﹐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销尽世间之精彩﹐以归向无限精神之圣者之前,谁能留得下一点精彩? 然而这些圣者之销尽世间精彩,把这些圣者之超越神圣烘托出来,此超越神圣本身,对人们又是在显精彩。孔子则连这些精彩﹐都加以销掉,而一切归于顺适平常。释迦耶稣之教﹐总只向高明处去,故人只觉其神圣尊严。孔子之大则大在极高明而归博厚,以持载一切,肯定一切,承认一切。

   唐君毅将释迦列入超越的圣贤型,不知佛的境界超越平凡兼而有之,释迦平时也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与孔子异曲同工,并非一味高高在上动辄头顶发光眉毛放光的。如在中土影响最大的《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开头: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婆提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食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如常敷座结跏趺坐…,说的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世尊在舍卫国首都大城挨门挨户的化缘,化好以后,回到住处吃饭。吃完饭,收好衣服碗筷,然后打水洗脚,然后把打坐的地方整理一下,坐好。非常平凡平淡。

   至于禅宗,更强调“平常”了。我有一诗写的就是禅悟的经过和悟后的境界:

   梵经公案苦研参,忘食废寝颠倒颠。

   打破葫芦无一物,饥来吃饭困来眠。

   道在平常日用间,于是既不住空,也不着有,心空无住,任运随缘,有粥吃粥,有饭吃饭,饥了就吃,困了就眠,“饥来要吃饭,寒到即添衣。困时伸脚睡,热处爱风吹”。饥来吃饭困来眠,用的是大珠慧海禅师的公案:有源律师去见大珠慧海禅师,问大珠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禅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禅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禅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禅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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