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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权达变与时偕行的“圣之时者”

   通权达变与时偕行的“圣之时者”

    ---东海草堂读经札记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 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万章句下》)

   

   所谓“时”,即切合现实、与时俱进。“圣之时者”是既能守经志道也能反经合道、既能坚持理想又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采取合适的手段的圣人。孟子认为,伯夷是圣人之中的清高者,伊尹是圣人中富有责任感者,柳下惠是圣人中随和者,孔子则是圣人中识时务、集大成者。始条理者智,终条理者圣。就像射箭,智则“巧”,圣则有力。百步之外,能射到目标的是有力,能够射中则不仅靠力,还要靠“巧”,即智慧。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都是圣人,都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他们的政治原则,但不够巧,圣而不智,孔子才是能经能权、亦圣亦智的大圣人。

   

   “圣之时者”,主要特点有二。一是通权达变。

   

   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圆融地统一起来的经权思想,是儒家一大智慧。经是理想、原则,守经是对理想、原则的担当和坚持;权则是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的灵活权变。朝闻道夕死可、杀身以成仁、君子穷而不滥、君子务本、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等,均是守经;“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毋”即是达权。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这段话更可以看出孔子对权道是何等重视推崇。朱熹《论语集注》引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洪氏曰:“易九卦,终于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权,犹人未能立而欲行,鲜不仆矣。”

   

   《论语》、《易传》对经权思想皆有理论概括,《春秋》则将经权思想贯穿在历史事件中来表达,形成了公羊家完整的经权学说,对此蒋庆先生在《公羊学引论》一书中有精辟的介绍,不赘。

   

   “圣之时者”的第二大特点是:“与时偕行”。

   

   《礼运篇》曰:“变而从时”;《礼器篇》曰:“礼时为大。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可见礼经是以改制和革命为随时之宜的。《大易》有《随卦》与《鼎革》二卦。《随卦》曰:“随时之义大矣哉”;《杂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说的都是随对革故鼎新之义。儒家外王学说就是关于制度的更改和创新的学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原儒复生于今世,对于制度的更改、创新乃至革命,必是持支持的态度的,必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不过,任何制度的更改、创新乃是改苛政为仁政、变霸道为王道,绝不能违背民本的原则。对于法家强国弱民、尊君卑民的变法,儒家绝不会赞成;对于教育、医疗产业化之类所谓的改革,孔子肯定会反对。古代法家的变法和现代江朱的改革,是只有利于领导人而大不利于广大民众的,是把苛政改得更苛,把霸道变得更霸!

   

   还有,对于制度的更改创新,儒家的态度相对比较慎重,“确然可革之日,然后革之”。张尔岐《周易说略》中对《周易·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爻辞解析曰:“六二柔顺中正而为文明之主,德可以有革也。有应于上,势足以有革也。然革终非可轻议者,占者当从容相审,至已确然可革之日,然后革之,则其所行有更化之吉,而无纷更之咎矣。”

   

   综上所述,儒学是在坚持仁的原则下通权达变、与时俱进的学说,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包容性、普适性和时代性。芦大鸭子之流喜欢把中国落后的原因赖在孔孟身上,不知历史上儒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政治、文化、经济的昌盛和中华文明的辉煌。秦始皇、蒙元、满清、文革等中华文明落后倒退的时期,恰是儒学的衰落异变期。

   

   还要说明的是,毁儒灭孔的程度,秦始皇、蒙元、满清等任何王朝都没有中共王朝那么彻底,现在中共在不废除马列教的前提下对儒学和孔子所进行的利用,其真诚度远远达不如满清政府。现代中国的落后恰恰是缘于对孔孟之道的空前背离、践踏和歪曲!

   2006-7-18东海一枭

   首发2006、9.5《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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