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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万宝《刍议“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危害性》

   冷万宝
   
   法院对贪官判刑,百姓应该拍手称快才对呀。然后近期河南省法院对利用权力非法获得180万元和200多万元的两名政府官员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判刑的两起案件,其结果不仅没有让百姓感到满意和高兴,反而让百姓特别的反感,并认为如此“意思意思”的判刑,是官官相护,是法官帮助贪官开脱罪责,甚至认为是司法腐败的又一具体体现。百姓之所以对法院的判案有如此大的心理反应,其原因是法院对贪官判的太轻,对利用权力非法获得如此大巨款的两名贪官,一个判2年刑期,另一个判3年刑期。
   
   百姓的想法,有百姓的道理。但法官一定会认为百姓只是感情用事,是不懂法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为法官当然认为自己是在依法办案。从表面看法官确实是在依法办案,法官依据《刑法》中的有关“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对两名贪官进行审理的,刑期的多少不是由法官来决定的,而是由法律来决定的。


   
   “财产来源不明罪”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罪刑,1988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为犯罪,并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加入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此罪名是《刑法》中的第三百九十五条 ,其内容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从《刑法》中的这条规定,不难理解其中的内容,就是不论贪官非法获得多少巨款,但判决的结果最多也就是五年刑期。也许法官对两名贪官之所以只判2——3年,是认为有数额比其大的有数倍或几十倍之多的贪官大有人在,所以说判两名贪官2——3年刑期也算不少了。河南省的法官是不是这样想的,笔者不知道,但结果是这样的。
   
   但不管怎样说,对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获得如此多的巨款,结果又被轻描淡写的判的那样轻。无论是让那些背负着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处在水深火热、压的喘不过气的百姓无法接受,还是从《刑法》中三大原则之一罪刑相当的角度而言,也是相背离的。
   “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上面所显示的那一点点,更重要的是此罪名在《刑法》中的存在,对刑事诉讼程序带来很大的危害性。
   
   首先按照现代的司法理念,“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疑罪从轻”,是有罪推定的做法。“疑罪从轻”与“疑罪从无”,一个是有罪推定,一个是无罪推定,是两种不同的司法价值判断,在法治现代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文明人接受和理解无罪推定。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贯穿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并已经施行了多年,但在审判实践中,“疑罪不敢从无”的现象仍然是屡屡发生,酿成无数冤假错案冤案。显然“有罪推论”是制造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重要原因之一,而根据刑法理论,犯罪嫌疑人没有自证无罪的义务,但是被指控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嫌疑人却因为无法自证来源合法,就推定其犯罪,显然是有悖于这一原则的。
   
   随着法制思想的进步,嫌疑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必将立法成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主要原则之一。因此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有罪推论”或“疑罪从轻” 的原则或做法,不仅要从法律中消除,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彻底根除。所以无论从《宪法》中有关保护人权原则,还是维护《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论”的角度而言,取消“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其次“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存在,让百姓感觉司法部门有协助腐败分子开脱罪责的嫌疑。不妨回顾一下河南省最近审理的两起腐败案件:河南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4月11日对原商城县公安局长谢声明一案作出终审,判决认为“谢声明收受他人贿赂计人民币1.4万元,并对拥有人民币201.96万元、美元6000元及港币2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来源。”“被告人犯受贿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 无独有偶,郑州市检察院在查处有经济问题的李国臣时,从其住宅搜出44个存折,里面的存款共人民币2199348.85元、美金2808.08元、港币2938.98元,另有1.2万元现金。李国臣说这些钱为其合法收入,但检察人员算出了这样一笔明细账——李十几年的工资及其他合法收入共计166567元,其妻20年来的工资、福利收入共计106467元,即使加上夫妻二人的其他合法收入,如单位发放的补助费、出租房屋租金等,也还有180万元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河南郑州市法院,在6月29日对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书记李国臣进行审理,认定李国臣犯有“”。如此多的巨款,与李国臣的权力有直接关系,显然与贪污或受贿等非法行为有关系。然而法院却没有认定李国臣犯有贪污、受贿罪对其进行审判,而是用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罪”并对其判2年徒刑。
   
   类似这样的案件举不胜举,实际上这两起案件只能称得上是同类案件中的“小儿科”,更多的案件中的数额都在数百万元甚至是千万元之上,如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郑道访,巨额财产485万不能说明来源;“广西第一贪”李乘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人民币有566.4万元、港币9660元、美元321元、台币1000元、澳大利亚元500元以及首饰一批;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与其妻周继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钱有1233万元;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巨额财产”竟有2640万元之多;安徽“巨贪”尹西才其家庭财产就有包括2000多万元人民币和66万余元美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如果如此多的非法巨款要是以“贪污”或“受贿”等罪名进行审判的话,所有案件中的主角恐怕都下了地狱。然而正是《刑法》中这条没有什么重量的规定,当然对贪官来说,还是有“重量”的,却成了中国众多贪官们的免死牌。官员聚敛巨额财产不仅轻而易举,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风险,这对贪官们来说,何乐而不为。《刑法》中这条“财产来源不明罪”,不仅起不到遏制及打击腐败的作用,反而让贪官们感到这条“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他们的保护伞、防空洞、避难所。本来犯重罪的贪官,被轻描淡写的“财产来源不明罪”洗去“贪污”或“受贿”的重罪名,其结果不仅保住了罪恶的生命,而且也免了多年的牢狱之灾。如此种种“典范”及示范效应,无疑为中国的腐败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说中国的腐败不肆无忌惮的泛滥、不前腐后继、不成为一个巨大的黑洞才怪呢。
   
   “财产来源不明罪”不仅助长了贪官们的泛滥成灾,而且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试想一下,本来司法部门就风行“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做法,而被立案的贪官们又几乎各个是“硕鼠”一般肥得流油,因此贪官们的亲朋好友不对司法部门进行行贿那才怪呢,行贿结果不可能不左右对贪官们的定性,即使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弄个“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帽子戴一戴,不也是不亦乐乎吗。其结果一起腐败案还没有处理完,新的腐败案又诞生了,甚至还把众多的涉嫌犯有行贿罪的人给姑息了给放纵了。同时也为司法部门的懒惰提供了温床,该尽职尽责的侦查,用一个“财产来源不明”就搞定,即省力,又可能从中渔利,一举两得,天下那有这样好的工作。
   
   事实上贪官们的财产来源不是不容易搞清楚的,贪官们聚敛巨额钱财几乎可以说与其权力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贪污来的,就是受贿所得,只要司法部门顺藤摸瓜加大侦查力度,天网恢恢,所谓“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不可能不解决,最终应该让贪官们的罪和刑相同一。如果认定少数贪官们犯有“财产来源不明罪”,还能说得过去,但把大多数的贪官们的大多数的钱财都认定为“财产来源不明”,那么司法部门就真的有问题了。
   
   当然在司法部门还没有独立的情况下,即使苛求他们,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因为这是政治和制度上的问题。2005年7月5日于吉林
   
   

此文于2014年06月0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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