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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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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经济学家的宪政理念——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8-61)

一、经济学成就

   一个创立学派并在世界前沿研究的经济学家,一个少年时代就以一篇文章震动中华的呐喊者,一个系狱十年的政治犯,一个积极推动中国宪政演化的思想者,一个在晚年皈依耶稣的虔诚基督徒,这五种身份,重合在一个人身上,其概率极小,几乎等于零。倘若能它真的发生,则可能是一桩奇迹。

   然而,它确实出现了。奇迹创造者的名字——杨小凯。

   不幸的是,杨小凯先生已于2004年7月因患癌症去世,享年55岁,而当时正是他一生心智的巅峰时期。去世前,他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并出版了多种中英文专著,如《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经济发展与分工》、《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等。

   在经济学方面,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对有关分工中”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使他获得了瞩目的成就和各国同行的推崇。他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试图”消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纳新古典经济学”, 从而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

   杨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赋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包容力,奠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涵括与批判,它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所有当代重要经济领域都提供了全新的具有原创性的解释。该理论的勃勃雄心在于:通过自己的架构,创立一个包容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派。

   他的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审稿人评为:”这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激动人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有能力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也是世上仅有的几个有能力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在整个经济学面临剧变的时代,他处于这个剧变的最活跃部分。” 张五常在评价杨小凯的时候说,如果不是太晚到美国念书,杨小凯获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大概不是太难。 休克疗法设计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在他为杨小凯所著《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所作的序言里(题为《杨小凯的贡献》)表示:”作为序言的作者,作为杨小凯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是我的幸运。”而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则极口称赞杨“可能是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这些经济学研究的创获,对于一位文革时的中学生而言,确实卓尔不凡。当时,年纪轻轻的杨小凯突遭横逆,被判刑十年。但他在狱中并未自暴自弃,而是砥砺自学,完成了高中和大学英语及数理等课程。1978年4月,杨小凯出狱后,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数学课,然后直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刚毕业的他,到武汉大学给研究生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在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推荐下,杨小凯迅速出版了有关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的三本专著。后来他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选中,1985年赴美留学,在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在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师要评教授,则必须在本研究领域内排名世界前5名。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4年时间。

   作为一个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对中国的改革极其关注,特别殚精竭虑于中国的产权改革。在杨小凯看来,从私有制被侵犯、被破坏、被消除,中国经济就走上了一条贫弱的不归路。

   2002年4月在北京,杨小凯做了题为《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挑战在发展中国家里一直人云亦云的”后发优势”理论,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导致了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

   在杨小凯看来,发展中国家往往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抗拒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种”路径依赖”虽然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从而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

   在与休克疗法创始人萨克斯合作的一篇题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论文中,他提出警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会超越中国。他的这项预言正在等待历史的检验。

   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悼念杨小凯时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20年,满是火花的20年,小凯不枉此生。”

二、传奇生涯

   经济学家杨小凯,他第一次在全国崭露头角,却并非因为经济学,而是因为他年轻时的一篇政论——《中国向何处去》。当时,正是中国文革的癫狂时期,16岁的杨小凯当时是湖南长沙一中的学生,其父母当时是厅局级干部,因此他也算是一个干部子弟。杨小凯参加了属于湖南省无联的组织,然而,与一般卷入运动者不同的是,杨小凯喜欢并且善于从根本上思考问题,他对地区性的两派是非并不感兴趣,而是着眼于中国更深层次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于是,一篇署名杨曦光(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小凯为其乳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横空出世,风行全国,震动京华。不胫而走的异端文章,使他遭受了十年的牢狱之灾。

   《中国向何处去》带有南斯拉夫理论家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的思想烙印,也混杂有马克思早期思想以及马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等因素。文章发表后,中共”党内头号理论家”兼克格勃头子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杨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生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因为这一”反革命言行”,杨小凯不仅自己身陷囹圄,同时也殃及父母。不久后,他母亲黯然离世,铸成为了杨小凯一生难以释怀的哀痛。 文革结束,胡耀邦就他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1978年4月,杨小凯出狱。后来于1985年赴美,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

   杨小凯在美国攻读学位的1986至1987年间,中共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把有自由化倾向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并把同情自由化的总书记胡耀邦撤职,此一倒行逆施,激起留美中国学生的广泛不满。普林斯顿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群留学生给中共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镇压。小凯是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因此事,他与另外两名发起人李少民、于大海并称为”普林斯顿三剑客”。公开信发表后,很快竟有一千多留学生在信上签名。这是海外民主运动史上中国留学生第一次公开抗议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

   十年牢狱经历,杨小凯刻骨铭心,结果凝结成了一部奇书——《牛鬼蛇神录》。他用白描的笔法,平静的语调,呈现出的,却是一幅幅令人发指的政治迫害场景。其表述形式与残酷内容之间,极具张力,夺人心魄。在系狱者中,有普通百姓,有基督徒,也有极具独立思想的人。其中一些人在暴力面前表现出了坚韧精神和博大胸怀。杨小凯在监狱生涯中虽然历尽磨难,但从这些难友身上,也受益匪浅,并影响了他一生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以致他要在书末颇动感情地誓言:“不管将来发生甚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小凯早年的这些坎坷经历,铸成了他的特殊灵魂,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型学者,以至于作为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士的他,虽然专业性的学术活动与著述极其繁忙,却仍然十分焦虑和殷殷关切中国的命运,花大量时间到中国教书、演讲、著书。个中顽强的内驱力,来自他那些魂魄萦绕的“被囚禁的精灵”的呼喊,来自那些死难冤魂用生命浇注出的自由渴求。

   他抱定宗旨,矢志成为被迫害的冤魂在人间的遗嘱执行人。

三、宪政思想先驱

   杨小凯的思想历程,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正-反-合”的三段式,即:以一个热血青少年介入中国政治漩涡;其后淡出政治,潜心于经济学;最后又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基地上进入政治学的宪政研究。

   凡是稍稍深入涉足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变迁的经济学家,最后必定会遭遇到宪政这一根本课题。要保证经济发展的长治久安的外部环境,离开了宪政下的法治是难以为继的。被撒切尔夫人称为“天生的资本主义者”的中国人,为何其杰出的企业家的才能长期被抑制?其源盖出于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上。这里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于厘清财产权利的归属并使产权获得法律保障,在于存在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些条件,只有宪政秩序才可提供,它是经济长期稳定且公平增长的制度框架。

   作为经济学家,虽然杨小凯也同多数同行一样,对经济学中的方法与技术问题努力推进并竭力创新,但他还具有一个突出的独到的思维特征,即,他常常着眼于根本性的问题,基础性的问题,并旁及其它广泛领域,从而常有不同凡响的洞见和视野。而这,正是所谓大家风范,也是多数学院派教授以及官方的经济学幕僚难于企及的。

   应当注意,杨小凯在成年之后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框架和倾向,与当时写《中国向何处去》的年轻时代已经很大不同了。当年杨曦光的意识形态底色,基本上是革命民主主义及民粹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痕迹。他后来写道:“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 然而他经过长期苦思力索,成年后,它已认识到“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了。他的思想基地已然转换到自由主义了。如果粗略地说,当年他关注的价值核心是社会平等和大众民主的话,那么,后来他的价值重心则变成个人自由,变成权力平衡了。换言之,如何实现宪政成为他政治思考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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