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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杨继绳: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1)

[按语]转贴杨继绳的文章是介绍他关于明天中国的思考。希望听到各位的评论并引起讨论。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 他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很值得一读,我这里转贴的是该书第八章的最新修订版。

一、跨世纪前后的中国状况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毛泽东逝世时大不相同。在跨入新世纪前后,中国的状况有以下特点: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崩溃,但其影响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

   自1978年开始,中国经历了近20多年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又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基本消失,政府不再下达指标、管理生产、制定价格、不再分钱、分物、分人。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

   到跨世纪期间,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平衡。

   就行业来说,在制造业、建筑业、公路交通业、国内贸易、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农业中还有部分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在价格和市场进入方面没有完全放开。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还仍旧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

   要素市场的发育落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银行利率固定,不能随行就市。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吸收了全部存款的70%以上,近8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其中有较大的部分形成呆、坏账,私营企业几乎得不到贷款。

   对各产业、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数量表达,陈宗胜、樊纲、王小鲁、李晓西等经济学家,各自用不同的方法算出了不同的数据。下面引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供参考:

   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估计可达到45 %,“十五”预计达到65 %;(注:”九五”即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 ,即1996年-2000年;”十五”是2001年-2005年。)

   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为45 %,十五预计为60 %;

   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达60 %,“十五”末达75 %;

   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可达65 %,“十五”末可达75 %;

   综合以上对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分析(其中在综合中赋予劳动力较大权值,因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主管部门管理、现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各种社会团体介入、国际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等行政管理过于庞大。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50 %,大致在45 %-50 %。由此可以估计,“九五”末达到55 %,“十五”末可达到65 %-70 %。

   需要指出的是,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等行业,出于本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让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如限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以保持它们的垄断地位;这些行政垄断行业,在金融、财政、税收上获得最大的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处于劣地位。一些高干子弟和其他有权力背景的人,在这些垄断行业起着呼风唤雨的作用。

   由于市场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的思想还大量存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选择的斗争还在继续,但不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部分。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还在坚持,但已经松动。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还是像过去一样给以打击。但打击的手段、方法,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血腥。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对不同政见的人是用“杀、关、管、批”的手段;现在,如果出版了和中共中央看法不一致的书籍,不批作者,不批文章,而是以种种技术上(如“没有送审”、“超越该出版社会的出版范围”等)的藉口处罚出版社。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虽然经常批评这本书,批评那篇文章,但是他们心里明白,这些被批的书(黄色的、腐朽的除外)说的是实话,讲的是真理,如果自己出面批这些书,会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录。所以,他们发禁令常常不发正式公文,而以口头形式,以免留下文字凭据。他们的这些批评,多是职业行为,是做给上级看的。有些书被中宣部查封了以后,它的盗版书在书摊上大量出售,中宣部不再过问。

   第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指导思想,但加上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

   邓小平理论重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了“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定语。这样,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不受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可以放手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和先进思想。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经济提到了首位,阶级斗争被放到了次要位置。邓小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的思想,淡化了意识开态的影响,让人们放手发展经济,实现他提出来经济上“三步走”的现代化目标。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淡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私有企业主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处于全面衰退的今天,把“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这些任何政党都可以提出的普适性目标,代替了“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使得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第四,中国共产党还掌握着领导权,但这个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不相信传统的教条,而是探索中国进入现代化之路;他们不再唱共产主义的高调,而是脚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地;他们不追求出身纯之以纯,而是吸收一切愿意一起奋斗的人们......。他的宗旨,他的作风,他的成份,都和毛泽东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1995年广为传播的文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俗称“左派万言书”)中,用忧虑的心态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几大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再不像过去那样是“战斗堡垒”,是“铁拳”,是“核心”。而是“陷入了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像一种骨质酥松症,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力的领导”。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共产党员可能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锋。”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得益,而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四、部分党政干部腐败。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分子,学理工医农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

   “左派万言书”对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他们是从他们的视角提出问题。

   第五,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贫富差距越为越大。

   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由3624.1亿元增长到88189.6亿元,增长了23.33倍,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的幅度(31.5 %)。按汇率换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84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2000美元。经过20多的改革,中国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这块蛋糕的分配不是很合理的。跨世纪前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2004年初完成的调查报告称,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比1995年的0.437高出1.7个百分点。2002年收入最高的1 %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 %,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 %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19.8 %,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 %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1.9 %,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李实 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载《财经》2004年3/4期合刊)这个数据考虑了住房的差别,但没有考虑医疗差别,没有考虑灰色收入,也没有考虑收入最高层的收入。因为最高收入层是很难进入调查样本的。如果考虑这些,吉尼系数可能超过0.5。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它在0到1之间,如果基尼系数为0,则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为1,则表示全社会的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不平等程度偏大。从上面数据看,中国不平等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然而,令人关注的不仅是基尼系数的水平之高,而是基尼系数上升的速度之快。进入新世纪,基尼系数还在继续扩大。

   

   第六,社会阶层与毛泽东逝世时全然不同,社会分化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杨继绳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00年)一书中,对改革年代的阶层变化作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最近我又用新的数据对该书作了修订(未出版)。分析方法是,我吸收国外学者五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直观地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2004年全国就业总人数是75200万人,我们可以算是每一个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

   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11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5 %,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媒体,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他们的财富和社会行为常常被高处的“云雾”所笼罩,社会上对他们只能有一个朦胧的印象,很难得知其真面目。越到顶端越是朦胧。

    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50万)、中高层干部(约50万)、中型企业经理和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约800万人)、中型私有企业主(约10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电力、铁路等行业,约1500万人)总共大约258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3.4 %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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