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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讨论四通现象(1)

1988年8月到9月,《经济日报》连续发了十二组文章,讨论所谓“四通现象”。我从故纸堆里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作为自我清算的素材,今天贴的是8月16日第一篇,由我撰写的《我们的探索》。

《我 们 的 探 索》

北京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 万润南

   四通的发展,作为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各界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尺度来考来它、评价它。有人说它代表了潮流和方向,是改革的“希望之光”;也有人预言它的穷途末路,说它发展不下去了。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还存在,它还在发展,它在普遍低效益的环境中创造了高效益。

   四年来,四通没用国家一分钱投资,借款二万元起家,累计销售七亿元,为国家贡献税收二千万元,积累资产四千万元;开辟了我国文字处理电子化的新产业;建立起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这些都是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何看待四通效益,不能离开中国改革的大环境;四通的探索涉及到当前改革中的许多问题,我想讲讲自己的看法,也愿意认真听取每一种批评意见。

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

   所有制问题是我国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四通在没要国家投资、没要人员编制、没要特殊政策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是真正的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四通的财产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任何私人所有,它属于四通企业所有,属于四通的全体同仁所有,任何个人无权分割。因此,四通是一种真正的“公有制”。也许,传统的集体所有制已经说明不了我们自前的财产关系。所以我们正在积极地探索多种股份化方案。可能股份制是理顺财产关系,确定新的公有制的好办法。有人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种传统的公有制。所有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由传统的公有制改革为新的公有制,这就是四通的探索。

   过去十年中,几乎每前进一步都出现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关于四通这样的民办科技企业姓“社”姓“资”问题也有许多议论。我们认为,不能在大锅饭、吃皇粮和公有制、社会主义之间划等号。四通的分配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四通,没有铁交椅,没有铁饭碗,没有铁工资。我们的原则是效益好则多分配,效益差则少分配,没有效益则不分配。这是真正的按劳分配。四通一刻也不能离开国家的宏观调节,四通要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四通所面对的市场需要是国家宏观调节和总投资分配造成的。四通只有把自己的经济行为纳入国家经济发展的格局才能获得高效率、高发展。我们认为,四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企业。

是“倒爷”还是产业?

   如何使科技工作面向市场,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这是四通的探索,也是中关村一条街的探索。把科技成果引入流通领域,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点。流通服务也是一种产业。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流通服务业是我们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因此是需要大力发展的一种产业。如何区分“倒爷”和流通产业,我认为是有客观标准的。关键是看它们在流通过程中提供了什么? 如果在流通过程中除了提高物价,什么也没有提供,之所以能参加流通靠的是权力、关系、“余威”、“不正之风”,这就是“倒爷”;如果在流通过程中提供了信息、服务、技术,这就不是倒爷。特别是象四通这样在流通过程中提供了技术的产业,往往由于高技术的高附加值,不仅不会 “哄抬物价”,相反在市场上能平抑物价,甚至能大幅度降价。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目前市场上什么都涨价,只有中关村一条街上电子产品在降价。我们推出第一个电子产品24针汉字打印机,国家同类产品的部颁价格是九千元,我们是三千元人民市。当去年微机价格大幅度下调时,有人说是四通又立了一功。开发、生产、流通、服务,是一个产业的整体。在计划导向、产品导向的体制下,发育不完善的传统产业轻视了流通和服务,在市场竞争中越来越缺乏活力的时候,重视流通、服务和市场导向的四通等新型产业的崛起,也许正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希望。去年全国民办实业家座谈会上,钱学森同志曾经对我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有两支队伍,一支队伍搞技术开发,另一支队伍把科技成果商品化。我们历来没有第二支队伍。现在你们起来了,补上了这支队伍,开辟了一个新的产业。”

是“国产化”还是“万国化”?

   “国产化”,是我们多年来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国策”。应当怎么认识国产化呢? 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了“从一国经济向多国经济变化”的趋势。福特公司的“护卫牌”汽车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车”。它在美、英、法装配,零件在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日本和巴西生产。IBM的微电脑更是众所周知的万国牌。为什么这样做,用我们的话说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用他们的话说是为了追求高利润。有些事让人费解。比如,当美国公司买进中国生产的机床硬件,加上自己的电脑控制软件,价格翻番在市场上销售时,人们却对美国企业家倍加赞扬,把它当作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典范讲给国内的企业家听。没有人去批评美国人的非“国产化”。我们几乎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作总体设计,在日本采购主要的硬件,加上我们开发的关键软件,成为我们畅销的拳头产品2401电子打字机。一个紧追不舍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搞国产化?”,我要说,国产化目前不是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道路。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博采各国所长,获取各国之利,以世界为原料采购场,以世界为厨房,以世界为市场。

   “国产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口号,它反映了那种缺乏自信而输不起的防御心理。我们应当有民族自信心,我们应当站在别人的肩上,我们应当搞“万国化”。“万国化”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搞优势组合。我们不应该把先进技术,便宜的产品柜之国门之外。要把外国人当作平等的合作伙伴。发展高技术产业,我们要走国际合作道路。国际合作,应当是平等的合作。平等合作,就是自己要赚钱,也要让合作的对方赚钱。我们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我们的优势。国内市场寸步不让,同时又要“走向世界”,这可能吗?许多日本企业是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然后才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的。中国的高技术企业首先需要学习在国内市场赚钱,需要学习与人平等合作共同赚钱,然后才能真正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去赚外国人的钱。

是“钻空子”还是把政策用足?

   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这种意义上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一种新关系。广东人说:“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没有信号摸着走”,这反映了他们积极进取改革精神。目前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新秩序的建立,应该是在政策和对策之间不断调整的结果。如果没有人摸着走,就不会有新秩序。我要说,“把政策用足”,不是“钻空子”,是积极探索,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有正确,也会有错误。我希望,应当允许政策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有人说,如果把给四通的那些优惠政策给我们,我们会比他们干得还好。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比我们干得更好,但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优惠政策指的是什么? 我只知道从创办到现在的四年多里,国家没给我们一分投资,没拨给我们一分外汇,没给过我们一寸空间,没批给我们一张许可证,没调拨给我们一点原材料,没保证我们一个用户的市场。我们是资金靠贷款、外汇靠调剂、空间靠租赁、人才靠吸引、产品靠用户、市场靠开拓。如果说这就是优惠,那改革正是要把这所有的优惠都给予企业。如果说优惠是指刚刚颁布的中关村高技术产业区的新政策,那只是说,中关村一大批象四通这样的企业在没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新路子,国家予以支持、鼓励。这种政策既不是施惠于四通一家,也不是四通发展的原因,而是结果。是中关村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四通的今天是一大批有志之士艰苦创业的结果。

是“金钱的诱惑力”还是“事业的凝聚力”?

   一个企业,吸引顾客、吸引人才靠什么? 有人认为靠的是金钱的诱惑力,我们认为主要是靠事业的凝聚力。据说,“尽人皆知”的是中关村普遍靠“行贿”、“受贿”、“回扣”等不正之风,然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四通与其它许多健康发展的民办科技企业一样,从公司创办的那天起,就严禁贿赂、回扣等不正之风。我们相信,“回扣”等不是一个正规的现代企业的行为准则;我们相信这样会严重地腐蚀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相信“捣鬼有术,也有限”,这样做毕竟成不了正果。四通四年七亿元的销售额靠的不是“回扣”,靠的是产品的性能价格比,靠的是服务,靠的是用户对我们在改革中探索的理解和支持。沈阳四通公司创办过程中各种手续得到当地政府各方面的积极支持。有人惊叹神速并打听“你们送了什么礼?”创办人说,我们到处送两样东西,一是总公司编的《探索中的思考》小册子,一是内部刊物《四通人》合订本。我们负责公共关系的干部说,我们靠的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当然,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也在影响着我们的队伍。在创办初期,内部也有人建议我们采取“灵活”的措施,我们领导核心的多数人反对,坚定地拒绝了这种“建议”。当然,我们不可能“队伍纯粹又纯粹,道路笔直又笔直”,我们提出了正确的原则,但会有某个局部、某些个人在违反我们自己提出的原则。但我们坚持二条:一是反对,二是不靠这个。

   把人才闲置在那里“在职失业”,大家看惯了。人才流动起来了,却会引起许多议论。有人说聚集在四通和其他民办科技企业周围的都是一批“朝钱看”的“拜金主义者”。这是歪曲,这不是四通人,也不是民办科技企业家。我们相信,吸引人才,是靠事业的凝聚力。要挣大钱,许多四通人可以走另一种路。是共同干好一个大事业的目标,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没有人才流动,就不会有科技体制改革,就不会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不会有四通的发展。没有人才的双向流动,没有人才的双向选择,就不会有劳动的优化组合。

   四通从成立那天起,我们就把“高境界、高效率、高效益”这三高原则挂在自己的墙上。我要说,四通的“高效率”的机制,来源于“高境界”的观念。我们还刚刚起步,也许,我们是铺路石;也许,我们是里程碑。评价四通,不能离开一个标准,也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生产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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