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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易中天: 劝君免谈陈寅恪


   一 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些年文坛银屏上是有不少“历史”,而且上演得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也没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戏说”,后者则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但戏说、歪说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和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会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和歪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殁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
   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呢?没有。
   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
   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事出有因。
   二 事出有因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于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
   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戍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三十五岁。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
   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要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
   没错,陈寅恪在1949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二十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
   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九谒先哲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
   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比如汪籛)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显然比坚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三 孤傲怪僻之谜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强,骨气与胆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他还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了,岂非存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空前绝后胆大包天?
   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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