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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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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产党“分道扬镳”(2)

   曹长青先生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把他同宾雁先生的分歧归纳为两大问题:一是“至死眷恋社会主义”;二是“用特权写报告文学”。我想就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大家,同时也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左派社会主义思潮,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说宾雁先生对此至死眷恋,这大概没有错。问题是“眷恋社会主义”本身不是错,就像曹长青先生推崇右派保守主义不是错一样。我能理解宾雁先生对社会主义的“眷恋”,也能理解曹长青先生对资本主义的“推崇”,但理解不了的是他因此要“痛恨”左翼的《纽约时报》,因此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左派与右派、《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是美国文明的组成部分,他们可以各自“扬镳”,但不应当“分道”,也分不了道。
   
   就我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我可能会更倾向曹长青先生推崇的右派经济理论。但这不妨碍我去倾听左派的说法,不影响我与宾雁先生成为好朋友。89年刚到美国,NYU邀请我去演讲,我自己讲了些什么,已全然记不得了,据说这是老年痴呆的初步症状。但我却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女士的提问。她是NYU的教授,人长得漂亮,问题也提得漂亮。她说:“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斗争,但当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制度评价过高”。我想,正是因为还有这种清醒的声音,所以才让我们对美国的制度更有信心。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是相辅相成的。九十年代初,苏东波之后,欧洲左派社会党纷纷在大选中败北。法国社会党也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又要面临新一轮左右共治。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小镇(Ramatuelle),召开了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据说那个小镇是法国社会党的发祥地。法国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与“伟光正”开得完全不一个风格。打个比方吧,在会场里更像文革中一派内许多不同观点的战斗组聚在一起开串联会;在会场外则像是Book Show,布满了各个派别的摊位;摊位上摆满了宣讲各自观点的出版物。大会演讲非常精彩。一位创党元老回顾了历史:当年,几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地中海边的沙滩上,规划了法国未来发展的蓝图;然后是一次又一次,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迭创辉煌。这时候,大会的气氛,也像大海的浪潮,一波又一波,不断High到最高点。紧接着,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我记得好像是法比尤斯,社会党的领袖之一,给滚热的大会气氛浇了一盆凉水。他的声音略有一些低沉:“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勿庸置疑,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都在退潮……”会场的气氛,也像退潮的海水,逐渐沉寂下来。他的声调突然高亢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不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才成为可接受的?”
   
   面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退潮,面对东欧和前苏联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我理解宾雁先生的关切和忧虑。他想到了中国未来的变化将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一边倒”、“一刀切”,中国有过一次了,代价巨大、损失惨重。难道朝另一个方向再来一次“一边倒”?宾雁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
   
   面对近几年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抬头,宾雁先生“有兴趣”收集资料、分析研究,何错之有?难道“痛斥”一番“疯狂”和“小丑”,美国式的民主就能在后院开花?
   
   在这些问题上,宾雁先生的思考可能更全面、也更深刻。
   
   宾雁先生的《第二种忠诚》及其对共产党的看法,是让曹长青先生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之一。曹先生在文章中说:“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这种说法,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对共产党来说,只要不是“第一种忠诚”,就是反党、叛党,刘宾雁鼓吹“第二种忠诚”,实际上就是鼓动反党、叛党。对此共产党绝不会手软。报告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命运、刘宾雁先生本人的命运,就是明证。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曹长青明白。
   
   在70年代末的时空条件下,让刘宾雁不要讲什么“第二种忠诚”,而要“像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党,主张结束共产主义”,这可能吗?同共产党专制作斗争,不是光喊“爽”就行,而要“可能”和“有效”。从斗争艺术而言,否定“第一种忠诚”,在当时就对共产党构成了可能的最大挑战。在这一点上,刘宾雁比曹长青明白。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 ,不等于共产党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点,好像曹长青先生也同意。那么,宾雁先生对其成员作某种区分并寄希望于某一部分人,又错在哪里呢?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不都是前苏联共产党人吗?
   
   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不仅依靠暴力和谎言,而且因为它比其他人、包括反对它的人“聪明”。一个著名的关于开车拐弯的政治笑话:当年齐奥赛斯库打着左灯往左拐,结果车毁人亡;戈尔巴乔夫打着右灯往右拐,车毁了,人未亡;邓小平打着左灯往右拐,结果车、人都保住了。89年之后,面对苏东波大潮,邓小平说了三句话:一是“不争论”;二是“不当头”;三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话不多,但能说到点子上。一是政治对策;二是外交对策;三是经济对策。这三句话帮助共产党渡过了难关。如今,他们又归纳出一套“卷旗不缴枪”、“让利不让权”的应对策略。
   
   反对它的人呢?有像样的对策和策略吗?
   
   共产党有两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又在说什么“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建设和谐社会”。他们有两套发动机,左边陷入泥泞了,上右的一套;右边陷入泥泞了,上左的一套。
   
   反对它的人却自己在那里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吗?
   
   我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面对两个人,一个是“左到如此地步”的刘宾雁;一个是 “右到如此地步”的曹长青,共产党更怕谁?
   
   依我说,共产党更害怕刘宾雁。首先,共产党不害怕曹长青。他推崇的右派经济政策,共产党正在做。连比尔盖茨都称赞中国搞的是“最好的资本主义”;曹长青写的那些声援“台独”、“藏独”的文章,共产党正好拿来做煽动民族主义的反面教材。对宾雁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吗?刘宾雁会真心诚意地去做、去说、去写。他可是“刘青天”啊。共产党受得了吗?所以共产党聪明,坚决不让年过八十、身患绝症的老人回去。他们真的怕宾雁,连宾雁先生的骨灰都怕。
   
   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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