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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岁月》(9)老海归的生命空白

   
   这年头,海归是一种时髦。我的儿子万方,也髦得合时,回北京当海归了。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海归的故事。不,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讲他生命中不见经传的空白期中的一个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处过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归,中国创立市政和环境工程教育的开山鼻祖,清华当年的一级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还在,恰好100岁了。下面是官方资料上关于他的简历:
   

   1906年 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26年 毕业于清华学堂。
   1929年 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30年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
   1930-1931年 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 任南京卫生署高级工程师兼公共卫生工程研究班教务主任。
   1938-1940年 任昆明西南联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 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
   1948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半年,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 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1950-1952年 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任卫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 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2年2月16日 逝世于北京。
   
   请注意,1966-1980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说,是官方职务的空白。为什么是空白?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周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响文革第一声号角的,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旧”,就是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谁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反动学术权威。根据陶先生的资历,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横扫之列。当年是如何批斗陶先生的,我已经说不清楚了。一是因为当时我在文艺社团,不在系里参加运动;二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革命群众归类为“小爬虫”,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机会。
   
   是在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之后,才使我这个“小爬虫”和“老反动权威”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我们专业的学生、老师、干部、实验员,被集中在给排水实验室办学习班,一天早、中、晚三个单位的时间在一起关起门来斗私批修。根据老毛的宏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是领导阶级;次没有文化的实验员是学习班的各级领导。陶先生是最有知识的,所以最反动;我同最大的走资派有瓜葛,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属需要触及灵魂的重点批斗对象。学习班上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那是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要全体起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夸张一点的,还要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膛,嘴里念念有词。这一段经历贻患无穷。后来我到了西方,始终不能得到神的庇护,就是因为到了类似场合,我就会毛骨悚然,把心里刚萌发出来的一点感恩心,吓到爪洼国里去了。
   
   在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会悄悄地用眼角扫描周围的各式人等。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属于比较不要脸的,但陶先生从来不。他在我们学习班上最年长,站得却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直。陶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却长了那种广东人才有的前额。往后梳的已经花白的稀发,更显出额头的开阔。宽边的浅色眼镜,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宽而长的下巴,壮硕的身材完全没有江南人的纤细。后来在网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个好作品。在别人念念有词的时候,陶先生从来都是紧抿着嘴,厚镜片下那双深邃的眼,仿佛看着尘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么呢?也许,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适合国情的雨量计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这一科研成果被用于我国给排水设计的规范。75年,正处在先生官方职务的空白期。职务空白了,但先生对事业的求索并没有空白,对科研和教学的奉献并没有空白。
   
   给排水和公共卫生环境工程,实际得无法做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先生的批判,就沦为对人格的诋毁:陶葆楷,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所谓铁证,说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烟,也给实验员递烟。先生身上常揣着两包烟,便宜一点的劳动牌放在外衣口袋里,贵一点的大前门放在内衣口袋里。给人递烟的时候,从外边掏;自己抽烟时,往里边摸。这种小技巧,怎么能瞒得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于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麦,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老工人对他的批判义正词严:“李XX,你满脑袋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大米、白面,都是……细粮。”李工很有点幽默感,抬起被强按着的头,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全场粲然。
   
   今天来说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归们,又络绎于途了。希望他们一路走好,不会再遇到当年的荒唐,不会再有生命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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