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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上的共产党(2)

    文革结束的时候,面对当时天怒人怨、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的局面,陈云有个内部讲话。他说:怎么办?无非是三条路。一是硬着头皮顶,我看是顶不下去了;二是换旗,这样做震动太大,许多老同志那里也通不过;三就是改革,不改革共产党就没有出路。 他这里讲的改革,当然只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是在鸟笼里的改革;他讲的换旗,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思。陈云也算是共产党里头难得的明白人。后来有些研究党史的人争论提出“改革”的首创权的问题,即源于此。邓小平力排众议,提出的是“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军功章里,有邓的一半,也有陈的一半。因此在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里,才会有“双峰政治”和“两点碰撞”的记述。
   
    共产党打天下用了28年;从78年提出“改革开放”到今天,差不多又是28年,经济体制改革差不多已走到了尽头。没有相应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是跛脚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腐败,它们是联体婴。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气数,取决于“繁荣”和“腐败”速度的比较,繁荣得快,就能苟延残喘;腐败得快,气数就到了尽头。一般来说,“繁荣”的增长是算术级数,而且是有限级数;“腐败”的增长却是几何级数,更是无限级数。如果共产党再不改弦更张,抓紧机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气数肯定要绝。
   
    还是那个左派,十二年前对当时的腐败现象作过这样的总结: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七十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九十年代以来,在“不问姓社姓资”和“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几乎建国前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都已经死灰复燃,每种丑恶现象都没能把党员干部完全排除在外。全国检察机关1993年9-12月查处贪污、贿赂万元以上大案6790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2.l倍;挪用公款5万元以上的犯罪大案1748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2•7倍: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经济犯罪要案715人,比1992年同期增长6•8倍,其中厅(局)级干部61人,比1992年同期增长11倍。1993年9-12月法院系统受理经济犯罪案件13110件,比1992年上升25•67%。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一旦被揭露,往往官官相护。在保护改革开放的旗号下,有些执法机关往往对这类案件重罪轻判。如江西省最近对几十名犯经济罪的干部一律轻判,再加上缓刑,或者以罚代罪,即使判了徒刑,也让医院出具假证明给予保外就医。党中央和国务院虽然三令五申反对腐败,也制定了一些纪律和法规,但至今为止,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
   
    十二年以来,共产党干部的腐败又上了三个台阶,犯案的从厅(局)级,上升到省(部)级、中央级、国家领导人级;涉案金额则上了四个台阶,从数万元,上升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数亿元。反腐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成千上万的抓了、关了、判了、杀了。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贪官在滋长。这样的共产党,还有救吗?“至今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其实陈云早就点明了,就是要“换旗”,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当年不敢“换旗”,是怕震动太大;如今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就要引发地震了。
   
    腐败这种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凡是有权力的存在的地方,都会孳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西方到东方,从富国到穷国,都没有例外。专制国家有专制国家的腐败;民主国家有民主国家的腐败,区别在于有没有解药。
   
    (说起解药,我这里插一段题外话:当年在江湖上混,一些“小毛泽东”们恨我恨得牙痒痒的,放出话来,对付万润南那种人,明枪打不过他,就用暗箭;暗箭射不倒,就在箭头上蘸毒,而且还不能给解药。所以虽然伤痕累累,还算全身而退,已属不易。如今一不小心又掉进丛林里,芦笛兄诚恳地告诫我网络江湖的险恶,担心我因老眼昏花、手脚慢而吃亏 。对芦兄这番好意,这里就谢过了。)
   
    民主国家反腐败靠的是制度。一个70岁的美国退休警官,Robert Vernon,五次去中国,传授反腐的经验和心得。外来的洋和尚,自然好念经。他也确实提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例如他讲到美国预防腐败有四个方面:领导的决心、信息透明、好的制度、社会的共识。他还认为:“对每个国家而言,如果想反腐败,应采取两个方法,一是比较短期的,二是比较长远的。长远的解决办法是教育。让孩子们从很小时候开始,就明辨是非,这比从技术角度反腐败更为重要。”
   
    问题是,大的制度环境不一样,这些经验共产党学得了吗?领导的决心,首先是改革政治体制的决心;信息透明,你们敢让民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吗?好的制度,一个公布领导人财产状况的“阳光法案”,十七年前赵紫阳就主张搞,到现在你们的政治局还通不过。你们怕什么呢?社会的共识,现在的社会没有共识,只有怨愤。你们怕这怕那,难道就不怕民怨的火山总暴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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