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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是不必颂扬的

最近,又拜读了曹长青先生的文章:《诺贝尔文学奖终于给了该得的人》。一反去年对高行健得奖的气愤,今年奈保尔(V.S. Naipaul)的获奖,遂了曹先生的愿,为此写了欣喜若狂的激动文字。这也引起了我的兴趣。

   奈保尔来自加勒比小国特利尼达(Trinidad)。他出身于一个祖辈是契奴的信奉印度教的婆罗门种姓移民家庭。1950年,十八岁的他便离开了“毫无希望”的祖国,并在牛津大学完成了高等教育,就此定居英伦,从事写作。1960年成名时,《纽约时报》已经将他的风格与马克吐温相比;成名后,特利尼达政府资助他游历世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他以相当诚实且尖锐的眼光洞察了后殖民时代西印度群岛、非洲,乃至于他的曾祖国印度的文化失序的状态。

   来自第三世界的奈保尔是一个极度悲观主义者,他认为“非洲是没有文化的”,他也直言不讳地说“印度的野蛮人主义之所以非常强有力是因为它有宗教的侧面”。但他更具有强烈反伊斯兰教情绪,他说“没有比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更帝国主义了”。在脱离葡萄牙统治的前夕,奈保尔在莫桑比克预感到了暴风雨的即将来临,在他的一部隐喻这个国家的小说中,一个印度裔的知识分子,弃离了他拥有庄园的葡非混血的妻子,逃出了这个国家。

   奈保尔对第三世界的问题,没有提出许多建设性的见解;我们当然也不可能要求文学家象政治家那样,事事都有方略。而奈保尔的名言之一是:“我憎恨压迫者,但我也惧怕被压迫者。”这是对殖民主义隐含着同情的谴责。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和压迫者,都在宣扬他们的“管理者”的社会功能,奈保尔为这种说法多少提供了一些合法性。

   对这位保守主义作家的得奖,西方文学评论界是持一种较平稳的态度,肯定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但对他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不多恭维。而对于成名数十年的奈保尔长期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曹长青先生却很为之不平,他指出这是与诺贝尔文学奖长期坚持“自由主义”的倾向,以及和奈保尔的“政治不正确”有关。同时,他还迅速得出了诺贝尔文学奖具有投机心态的结论:

   在全世界正开始一场和恐怖份子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的今天,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奈保尔则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到好处、最佳时机的选择。

   在顺便又将高行健鞭打一通后,曹先生还要加上一句很刻薄话: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总想利用瑞典最后一点可以向世界炫耀的权力,做些出格的决定,让世界吃惊一下,但还没有胆量把文学奖的荣誉给败坏贻尽。

   世界各国人民尊重诺贝尔奖金,是对没有强权意识的瑞典人民的品格的一种信赖。假设她是由功利主义的美国来主持颁发的话,那纯洁的光环将会变得浑浊而扭曲。诺贝尔文学奖对奈保尔的褒奖,是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的宽容;而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气度。一个大国小民借此来伤害从事着一桩伟大事业的瑞典人民,实在太有失厚道了。

   最近,美国几乎人人都学会了用“政治上正确”这句话,来挖苦那些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言行;而“政治上不正确”,又往往是指那些不合时髦的真知灼见。而在美国保守主义有所回潮,特别是在宗教仇恨上升的时候,曹长青先生抓紧机会用这些“政治上”的语言,来表彰一位直言不讳的反伊斯兰教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又极不公正地抨击瑞典文学院长期坚持的自由主义取向。

   十八世纪始于的英国的现代西方的“保守主义”,是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一种批判,也是维系现存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价值观和信条。确切地说,它认同那些行之有时且有效的传统和制度;如果须要变革的话,也只能渐变和少变。严格说来,保守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主张,而是对政治主张的态度而已。因为任何真正的主张,总是想做些什幺新的事情,而保守主义者却总在告戒人们:新事物可能有“副作用”,还不如缓做或少做。相对于主张速变的激进主义来说,它或许有“低风险”的合理性。然而对于世界的进步来说,保守主义的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

   保守主义者常常表现为有排他意识的“一元论”者,他们心目中的“行之有时且有效的传统和制度”,乃至于“合理的思维”方式,往往是少数的或唯一的。反之,“多元”意味着“宽容”和“比较”,有“比较”就会有真伪优劣间的竞赛,自然也就会诱发变革的愿望和行动。历史证明,各种形式的“一元论”是专制、动乱和战争的源泉。而“多元”或“兼容”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即便是欧洲历史上的世俗政权与神权的并存和斗争,也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它们互相制约,导致思维环境的相对宽松。而中国社会虚假的“独尊儒学”的实质,是精神文化活动对皇权的绝对服从,这使知识界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维人格,这也是中国社会专制不前的根本原因。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经验主义”,也必然为各种缺乏政治智能者所用,因为“守成”总比“创新”省心的多。例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恪守基督教教义的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都可以被有些人证明是“行之五十年有效的”东西;事实上,它们都是非常错乱和脆弱的东西,坚持它们,非但不会带来长治久安,而且迟早会招来动乱和灾难。

   “文化”(culture)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它同义于生物学的术语“培养基”一词;简言之,它是人类思维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背景。柏阳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象“酱缸”,是一个不失恰当的比喻,因为“酱缸”装的是产生“酱油”的培养基。事实上,产生不同品种和品质酱油的原因,并不在于黄豆,而在于令之发酵的菌种;于“人类文明”来说,就是那些世代相承的“传统”。而各类“文明”,正是各种“文化”或“传统”酿造的成果。

   我们也不必讳言文化间的比较。然而,就文化和传统本身而言,也是在流变和进化着的。我们一代或几代人所经历的,只不过是世界文化的一个历史断层而已。历史上,不少见先进的文化的停滞和没落;几个古代文明的国家,今天不是都已经落属于第三世界了吗?而“优势文化”的优势本身,在于其自省力和进取心,即自我优化的动力;事实上,优者后来,却往往居上。

   奈保尔参与鼓吹的文化保守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对于西方文明的满足感和优越感,它的庸俗形态,即是令人厌恶的“白人至上主义”。与之对立的西方“自由主义”,或“左派”,不仅注重文化的多元性,而且比较尊重和同情弱势群体。仅此而言,它就有将自身置于平等挑战中的进取精神;也因此,我们说“自由主义”优于“保守主义”。事实上,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和民主的成就,本身就是进取精神的丰硕果实。

   过去的四十年间,美国自由主义之帜高张,“种族隔离”制度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冲击下土崩瓦解,白人至上主义受到重摧。也正是在诸多民权法案的荫庇下,黑人中产阶级的规模和杰出人士的数量快速壮大,其它少数民族(如犹裔)和弱势群体(如妇女)的政治地位,同时得以提升。它们的直接效应是:美国社会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基本消除;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经济和军事的强国,“人权”和“多元文化”的优势又完美了她的形象,使她的“领袖世界”或“世界领袖”之梦,得以成真。

   大家或许都知道克莱伦斯·汤麦斯(Clarence Thomas)其人。作为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的唯一黑人,他却投身于白色保守阵营,每每以一票之助扼杀经过艰巨努力争取来的少数民族的权益。他自己受益于平权,却为感激总统的提名,去捉弄自己的同胞。他早已经成为舆论的笑料,他的同胞们也在祷咒他的“终身职务”早日升天。这也使我想起晚年的毛泽东,革命家出身的他,却讨厌讲究原则的西方自由派人士,而热中联络善舞权宜的西方保守势力。事实上,自私心理和独裁倾向,是他们分别投入保守阵营动因。然而,以“民主斗士”自许曹长青先生,居然也象一个出入美国南方乡村俱乐部的绅士,醉心于普遍为知识界厌恶的文化保守主义,是非常令人不解的。

   象印度裔的奈保尔一样,身为中国人曹长青先生,也对第三世界“原始野蛮”的社会深恶痛绝;他借奈保尔之口说: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它“适合于所有人”。事实上,所谓“西方文明”,也是阶段渐进的,它的身上也有着难以涂灭的污点。有人将它归纳为“基督教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反犹主义”,恰恰始于早期基督教会的误导;最野蛮的的屠杀事件,也因此发生在六十年前的欧洲。不久前,梵蒂冈教廷还为它曾庇护纳粹主义进行自我谴责,并向犹太民族道歉。

   现代西方文明进步性,是在于它的多元、宽容与进取的文化特征。事实上,它已经而且将继续对世界历史发生重大的影响;反之,早期西欧人文主义者也曾借鉴中国先秦诸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逆向地鼓吹实现单元“普世文明”的言论,无论是形自于一个有色人种作家之笔,还是传自于一位民主斗士之口,照样可以嗅出其中“白人至上主义” 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恶臭。而对于才从“独尊儒家”和“四海皆准”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民,自然应该从善如流,但也将谢绝这种桂冠式的精神紧箍咒。

   在许多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上,曹长青先生往往都持有一种简单的逻辑和立场。他用的“伊斯兰恐怖份子”或“和恐怖份子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之类的语言,或许是要与以“十字军”自命的宗教誓言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是,迫于欧洲各国舆论的强烈不满,白宫的智囊们早已改口了。而他所借用的奈保尔的“没有比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更帝国主义了”的说法,不仅有背历史和现实,更有鼓吹宗教战争狂热之嫌。这是宣扬种族仇恨的放肆言论。

   曹长青先生对西方自由主义者,也有着一股莫名其妙的仇气,他在引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所说的:

   奈保尔的本性,和他作为作家的责任就是去刺激、激怒别人。

   的话后,还要再加上一句更刺激人的评论:

   那幺他(奈保尔)的这次得奖大概也会起码激怒两种人:西方左派和穆斯林极端份子。

   我想,奈保尔可以只管坚持他的那种“激怒别人”的文学风格,曹长青先生也不必担心西方左派是否有这分雅量;而诺贝尔文学奖因未能坚守原则,是否可能引起拥有十多亿人口的穆斯林世界的反感,倒是令人忧虑的。事实上,瑞典国内的反对意见的分贝数也是不低的。

   近来,曹先生的言论显得相当随意。例如,他对美国之音说的“疆独不是恐怖主义”,无非是想表示他的反共的意志甚于他的反穆斯林立场。布什总统才说了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事情,他马上又学着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的话说:这“等于是给恐怖分子的‘礼物’”,不仅表现他对以色列民族的爱甚于对阿拉伯人民的情,还籍此来表明他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比美国政府更坚定。曹长青先生有发表他的任何种类言论的充分自由;然而保守主义或单元文化的落伍观点,却是有损他追随民主自由理想的形象的。为此,我衷心期望曹长青先生能回归自由阵营,重拾严谨宽容之风;而保守主义的那潭死水,是不值得曹先生这样的有智能、有声音的人,用重墨去颂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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