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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冼岩的恐怖主义“政治错误”


   
   朱学渊
   几天前在旅途上读到《多维网》发表的冼岩文章《我为什么不谴责袭击伦敦的恐怖分子?》为之震惊。震惊的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中文媒体,居然会发表这样的仇美合理,和宣导恐怖主义的文章。当然,该文很快招来国内外读者的批评或“批判”;乃至一些具有官方色彩(至少是“自律”)的网站,也都不得不把这篇文章撤了下来。

   今天,又从《万维网》上读到冼岩的后续文章《我的文章是怎么成为“政治问题”的?》,它说前文“招人忌恨者无非是对恐怖主义提出了与主流不同的看法,指出伦敦袭击有其特殊性,不同于此前的恐怖活动。”我想这是正确的说法,因为冼岩的思想是恐怖主义的,是反人类的,因此不可能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冼岩先生(或小姐)自嘲出了“政治问题”,我想也是恰当的。他(她)的这些言论也伤害了专制主义的利益。众所周知,中国的专制主义者对恐怖主义是幸灾乐祸的,而冼岩把这种阴暗的心理暴露无遗了,因此他的确犯了不可挽回的“政治错误”;或者,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人,是反对这种正在抬头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
   冼先生(或小姐)并不以此为足,竟指责《新世纪》网对他(她)进行了非理性的“连篇累牍”的批判,而没有刊登原文。实际上,冼先生(或小姐)的内心可能是真想把事态尽快地平息下来,而不想让更多的人见识他(她)的恐怖立场;因此,话就不必这样说了。事实上,《多维网》也同样受害,因为很多读者会认为它具有与冼岩同样的错误观点。
   显然,冼岩的恐怖主义观点,也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注意;否则,他(她)的文章是不会被撤除,而且《多维网》也拒登了他(她)的后一篇难堪的自我辩解。历史将证明冼岩的许多文章都将成为笑柄,而他(她)又常说,没有人批评他(她),就等于拥护他(她),想必他(她)自以为已经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无敌于天下,他(她)的感觉总是很特异。
   我不妨告诉说他(她)一件往事。几十年前,西方世界开始发展女子足球,前苏联批评这种“无耻的帝国主义”的体育运动,而中国也跟在后面批判……几十年后,中国成为了这种“无耻的的体育”强国。而这样的往事,已经在中国重演了许多次了。几十年后,当自由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华夏大地上的时候,冼岩的思想一定已经入土为安了。
   最后我想告诉冼岩先生(小姐),一些明显错误的反人类的思想,如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是不应该发表的。譬如,你说伦敦的恐怖有理,那抹乌鲁木齐的爆炸有理吗?
   我们是否可以说冼岩已经从一个专制主义者,蜕变成一个分裂祖国的恐怖主义者了吗?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五日
   附
   冼岩:我的文章是怎么成为“政治问题”的?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近几天,颇有一些自由派人士欢欣鼓舞。因为在他们反复、强烈的呼吁、举报下,冼岩的几篇文章终于同时被国内著名网站凯迪网络与天涯社区删除,批评冼岩的文字却仍然高高挂起。
   不难发现,这些借口冼岩是凯迪网络中间地带论坛“嘉宾主持”而将冼岩的言论渲染为“政治问题”、要求予以制裁的人,正是平常大喊言论自由、主张不能以言论定罪的“自由派”。虽然凯迪网络管理方已经公开澄清,申明冼岩文责自负,其观点不代表凯迪,但追究“政治问题”责任的人仍然不依不饶,咬住不放。
   反观冼岩的言论,招人忌恨者无非是对恐怖主义提出了与主流不同的看法,指出伦敦袭击有其特殊性,不同于此前的恐怖活动。在此之前,由于美英两国民众广泛支持发动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的伊拉克战争、由于在民主制度下他们拥有左右政府决策的能力,因此他们对战争中的罪过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民主国家国民必须为自己支持的国家对外行动承担责任的观点,当然与主流有异,它意在探讨民主制度在国际事务中的界外效应,防止具有重大决策影响力的民主国家国民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滥权者、不负责任者。自始至终,冼岩都只是在坐而论道,行使自己的言论权,但这种权利却在主张“言论自由”的人士的鼓噪声中被限制、剥夺。
   由此不难看出,一些主张言论自由的人要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言论自由,并不打算让与其“持不同政见者”也享受言论自由。一些人自以为自己认同言论自由,其实只是自以为已经真理在手,天下莫之能御;当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不同意见仍然不屈不挠、难以说服时,他们就会寻找更直接、更方便压服对方的手段,包括他们自称反对的“以言论定罪”。在这种以“政治问题”相胁的压力下,凯迪与天涯的管理方不得不息事宁人,删除冼岩的相关文章。但是,一些追究者显然并不因此“小胜” 而满足,将冼岩赶出论坛的呼声在中文网络多处可见。
   无独有偶,堪称海外最负盛名的自由派中文思想网站“新世纪”在冼岩论及应暂缓评价某一历史事件后,也一反其理性平衡的常态。最近,“新世纪”上批评冼岩的文章连篇累牍,有时一次推出五、六篇,但被批判的靶子--冼岩的原文却常常不允许展出。就是这种没有靶子的无的放矢,一些人也能忙个不亦乐乎。
   “新世纪”态度的变化,大概也是因为冼岩的言论触及了他们的逆鳞,即所谓底线。这些人的逆鳞、底线何其多也
   但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却是“思想讨论无禁区”--看来他们似乎只不许别人设禁区,而他们自己却以种种理由不断编设禁区。所谓“我不赞成你的观点,却誓死捍卫你的言论权利”,难道是专门要求对方的
   所谓“底线”,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观念基础而已。学术界都有那么多人持不同意见,怎么能说它是“底线”
   说是主流观念还差不多。所谓“主流”,无非是强势一方的观点意志而已。
   当然,自由派也有言行如一做得好的,“改造与建设”现在已可说是国内最重要的自由派思想网站。此网站在倾向鲜明的同时,又能体现理性平衡。冼岩的文章经常在那儿挨批,但冼岩的原文及反驳也能在那儿展现,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风范。
   当下,中国公共言论的语境颇奇特。冼岩被一些人称为中国政府的“辩护士”,但冼岩那些据说是为政府辩护的文章往往不能见之于一些知名网站,倒是批评冼岩、据说是反对中国政府的言论可以大行其道。平面媒体更是如此,非官方、非自由主义的观点普遍受到压制,自由主义成为公共话语的第二霸权。在“冼岩政治问题”事件中,某些人在冼岩文章被删后的欢欣雀跃、乘胜追击,进一步推动“法律制裁”冼岩,更表现出一种尝到了“强强联手”滋味后的兴奋。这种语境,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言论自由的体现,但对于另一些人却意味着言论专制。
   言论自由不是单向的,真正的言论自由,应该正反观点都能容纳。但是,某些人在批评政府设置言论禁区的同时,自己却也在忙着设置禁区。
   2005年07月14日
   ••••••••••••••
   附
   冼岩来稿:为什么不谴责袭击伦敦的恐怖分子?
   首先,有必要重申立场:我反对一切恐怖活动,但不敢自称这一切都是为了正义;有时候,持这种态度仅仅是因为符合我个人及我们国家的利益。毕竟,恐怖活动的支持者只是这个“文明世界”的弱势者及边缘群落;毕竟,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相去甚远。我认为,恐怖分子在当下袭击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正当性,除了美英。对于袭击伦敦的恐怖分子,除身受其害的无辜受难者外,其他人都无权横加指责。
   当下恐怖分子袭击美英的正当性源于美英两国主流民意对伊拉克战争的鼎力支持,没有这种民意支持,伊拉克战争不可能在民主制的美英发动;放任这种民意,民主国家就会成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
   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英民众是无辜的,因此笔者谴责“九•一一”恐怖袭击,那显然是滥用暴力,率先突破了人道底线。但是,所谓“人道底线”并非静止绝对。杀人是罪恶,但当兄弟姐妹都倒在侵略者的枪炮下时,杀人就不再构成禁忌。伊拉克战争改变了原来的道义格局,从战争被发动之日起,美英两国就与伊拉克一样成为了战场。
   且不说伊拉克战争是否如它的辩护士所称的具有某种“实质正义”,无论如何,战争中死去的平民是无辜的,他们难道没有理由伸张自己的权利,没有权利复仇
   他们与所谓萨达姆暴政毫无瓜葛,唯一错误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或出生)在错误的地点,就象伦敦惨剧中的受难者一样。他们没有自己的军队,唯有被称为“恐怖组织”的暴力组织能够为他们复仇。站在恐怖组织背后的,不是被推翻的萨达姆,而是被伊拉克战争无辜伤害的平民。
   有人说恐怖分子应该分辨伊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不应该连反战者也一块炸死(后者正是我文中提到的“无辜受难者”);但是,被美英联军“误伤”的伊拉克平民,难道都是萨达姆的支持者吗
   美英联军为什么不避免伤及无辜
   为什么不能在没有把握不伤无辜的情况下放弃行动
   他们既然主动采取了行动,他们以及他们的决策者、支持者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罪责。
   抽象说,恐怖袭击与伊拉克战争在伤及无辜上半斤八两,但二者有先后、因果、主动被动之别。二战中德军轰炸伦敦伤及平民是罪恶,必须追究战争罪;但随后英美对德日平民实行的轰炸,德累斯顿炸死十四万人,火烧东京炸死十万人,却被视为是正义复仇的行动。正是这种先后、因果、主动被动的顺序,决定了暴力行为的正当与否。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怖分子袭击伦敦无可厚非。
   有人说如果美英象恐怖分子一样放手大干,阿拉伯人早死无噍类矣。但美英的有所节制,并不能为其率先突破人道底线的行为开脱罪责。更何况,美英之节制,更多是因为没有突破节制的必要。在目前这种暴力运用程度下,美英已几乎可以“零伤亡”完成战略目标;进一步滥杀无辜,只会无谓增加全世界范围的阻力与反对,美英当然要核算增加暴力的成本收益比。如果有必要,相信美英会加大暴力滥用及伤及无辜的程度--美国连原子弹都敢扔,还有什么不敢的
   这不,为了“减少美军士兵的伤亡”,美国已在大力研制“战术核武器”,准备把核武器再次带入战场。
   伊拉克人没有美英这种军事优势,他们既不能保证自己的“零伤亡”,更难以保证不伤及无辜;他们没有实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英联军正面交锋,只能采取被称为“恐怖袭击”的隐蔽战斗方式,否则他们就只有任人宰割。有人说什么“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就是政府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人民对政府负责”,所以伊拉克人要报复只能找美英政府,不能针对美英平民。我不知道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也不知道这是何种情境下的言说。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如果仅指国内事务,上述“原则”还基本可成立,因为国内决策的最终后果承受者正是民众自己;但如果把这样的“原则”扩展到国际事务上,那就成了典型的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民众只享受权利,无须承担责任与后果。这种“原则”所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不负责任的决策,决策者(民众)沦为暴君(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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