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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究竟是多少?为邓小平计划生育辩


   最近,国内男女性别失调的现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因此不断传出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消息,如说上海准备实行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配偶生两胎。而这种新动向中,又出了一个笔名叫“水寒”,真名易富贤的人士,他在海外网站发表了许多文章,说中国人口已经严重老年化,说马寅初的“人口论”误了国,说如果再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就要无以为继了,云云。
   易富贤先生对人口问题的确很有研究,而且观很鲜明,他反对反对宋健提出的中国人口不宜超过七亿的估算,以为十六亿决不是中国能够承受的人口上限。他还指着一个年龄段的人说,如果早实行了计划生育,就没有你们了;好像计划生育枪毙了许多未进过摇篮的人,没有让他们到人间来过一趟路。

   后来,《新华网》、《光明观察》等重要网站,又陆续刊登他的若干后续文章,其中一篇开门见山提出两个问题:“中国能活多少人?”“中国真的只能承受十六亿人口吗?”,并自问自答地得到了“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的答案。从官方大网发表对“既定国策”的质疑文字来看,这些奇谈怪论已经搞乱了一些人的思想。
   易先生是从缺电问题说起头的,他认为如果电力建设能未雨惆缪,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由此及彼,如果今天不放开妇女的肚皮生娃娃,中国的人脉就要断线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荒谬。“电”只是商品,“人”却要吃饭穿衣,既能生产物质,又能生产自身的“主人公”。天下有“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的绝妙道理。而当今中国究竟是缺人种田呢?还是人多得难过年呢?而芸芸众生,是否能象电力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呢?
   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人口太多,负担很重,这都是我们应当切实体谅的真话。然而,按“十六亿不是上限”的说法,今天中国人口总数只有十三亿,还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国的人口究竟是七亿好,十六亿好,还是二十亿好?实际是与各人关于“生活的质量”的标准有关;而究竟是吃干饭好,吃稀饭好,还是喝大锅清水汤好?宋健、易富贤、毛泽东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人口问题还是应该归结为:“活着有没有事情做?”事实上,中国人口之累已经无以复加,三十多岁就难找工作,四十多岁就要让位,五十多岁就要退休……这难道是“流传很广的谎言”吗?而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浓烟搞脏了大气,屎尿污染了河流。我想,今天中国的人口就已经大大地过了限度。
   今天中国的人口究竟是多少?政府说是十三亿,这个数字可不可靠?记得小的时候“六亿神州尽舜尧”,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空空荡荡。如果果真今天只有十三亿人口,也不过是两倍的尧舜;何至于处处象百岁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满坑满谷无算的舜尧。
   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进行的,结果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一九六四年进行第二次普查,总数是七亿二千三百零七万。两次相隔十一年,但差别不大,然而却都是可靠的。一九五九年刚刚批判了马寅初,有毛泽东“人多热气大”的大话撑腰,只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妇女又不来月经,想要多说,也没得说。而一九八二年进行的第三次普查结果十亿三千一百八十八万,就大有问题了,这是因为共产党意识到人多不是好事情,因此要往少里说。
   说来是,十年浩劫期间,中国人口也失控爆炸了。一九七〇年,我在四川省荣昌县直升公社一大队劳改,亲眼见到一个叫张和高的农民,有六个孩子,他那骨瘦如柴的老婆声称还要继续生,为的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口粮。人民公社实行“一人一份口粮”,制度性地鼓励了一场恶性生育竞争,结果是在“大锅清水汤”里灌水。对这场竞争的恶果,我有两个估算。
   一九六五年,我大学毕业到四川省荣昌县教书,那时全县人口四十万,这当然是一九六四年普查的数字。一九八六年,我从美国回去,县委书记请我吃饭,说全县人口八十万,想必这是一九八二年普查的结果。因此,十八年的时间,这个县的人口年翻了一番;如果以该县人口为抽样,并虑及四川妇女生育能力较强,城市人口增殖稍慢等因素,可推算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口也接近翻番,就应在十三亿左右,第三次普查报告至少少说了两、三个亿。
   一九七〇年左右,一位在成都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四川省商业厅布票发放量超过一亿人份;对照第二次普查四川人口六千八百万,是年四川人口增加三千二百万,即47%。按同比推算,再一个六、七年后,即在毛泽东去世前的一九七七年,四川人口就应该达到一亿四千七百万左右,而全国人口就相应是十四亿多了。
   我不敢说哪一种估算正确,但至少可以说,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之间,中国人口达到了十四亿。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决定城乡一律实行“一胎化”,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作出的决定。我想,毛泽东死前提出搞计划生育,也一定是被一个洪水猛兽般的数字吓着了,否则他是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
   人们都记得人民公社饿死过几千万人,却很少注意到它多造出了几亿人。今天已经无法想像,人们要以多生一个人,去多分一勺汤的绝望。而在因循无能的共产党里,没有邓小平出来关人民公社的门,“一人一勺汤”的政策还要继续下去。同样,没有邓小平的拍板,“一胎化”政策也不可能出台。所以,历史对邓小平这个人是一定要“一分为二”的。
   那次四川之行,使我对人口问题大为震惊。在回北京的路上,在火车上又听到一个山西农民说,政策变了,化几百元钱就可以生二胎。有一天,经过西直们外国务院招待所,见外面有一块“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牌子,我就进去向一个女士反映了我的想法,她又安排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和我见了面,那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单位。
   王伟是“团派” 人物,六十年代初有一张毛泽东接见非洲青年的著名照片,王先生也在其中,看上去英俊而有朝气;但我见到的却是一个老气横秋的人,他完全没有听我的意见的愿望,而是不断地问我,是否看到北京的进步了?是否发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再就是问海外对计划生育的看法,特别是美国政府的看法。他还向我解释,为何要予一些“特殊情况”以照顾;从口气里我还听出,他很重视联合国的援助。我非常失望,以为主管国策的大员,竟是如此的懦吏。
   就是这次全国范围的松动,大堤溃决了。事实上,以当时中共干部队伍尚未腐败,如果再坚持五到十年,“一胎化”在农村就会见到成效。但美国国会右派的反对,竟动摇了他们的决心。说到底,这次松动是中共向“纸老虎”的妥协;而若干年后再想重整旗鼓,却不能是“一胎化”,而只是“少胎化”了,出尔反尔当然无所作为。
   又是二十年过去,这期间中央政府实行了刻薄的地方财政政策,地方政权和义务教育等基本开支,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虽然城市和有些大省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也有些省分(如广东)计生工作名存实亡,超生罚款成了基层政权的收入。尽管如此,如果当初没有“一胎化”的努力,今天的情况就更不堪设想。而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上再有动摇,将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或罪行。
   读到海壁先生批驳水寒先生的文章,觉得很有意义,作了一些删节,附于文后供参考。
   二〇〇五年三月三十日
   附:《海壁: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删节)
   水寒先生在多个网站发表连篇累椟的文章,抨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造成问题,而且还认为灾祸的起因是已故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提出要在中国大陆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并危言耸听:即使目前立即实行奖励生育的新政策,也已经过迟。
   一、中国的年轻人是否已经少到失衡的地步
   水寒最主要的结论是:中国人口的比例极不协调,老人过多,儿童过少。为此,我们建议水寒选择一处远离大城市的农村进行考查。只须考察一项内容:每个家庭中有几个子女,或者该村的育龄期之后(四十五岁以上)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是多少。
   水寒将惊讶地发现,除了新婚(结婚在三年之内)或守寡等情况外,一般人家都至少有两名以上的子女。而且只有两名子女的人家通常只限于这两名子女都是男孩。有一名(或多名)女孩的人家一般都至少有三名或以上的子女。通过对育龄期之后妇女的平均生育率的调查,他将发现该村(居民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肯定在2以上,甚至可能达到3。当然如果水寒的调查局限于大城市,他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夫妇都只有一个子女。但大城市的户籍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0%以下,对全国范围内的生育率影响不大。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福利实施情况的差别很大。大城市中,养老保险或退休待遇相当普及,即使没有退休金的孤寡老人,也能得到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救济(在北京大约每月三百元)。而农村老人的生活完全靠子女照料。在医疗费用高涨的今天,大城市内一天的住院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半年的收入(一千元左右)。要农民只生一个子女,和强迫他们在六十岁之前自杀差不多。其次,执行的手段也有很大的差别。在城市中,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超生家庭的惩罚是开除公职,这在实际上就断了超生家庭的生路。所以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得相当有效。而在农村,农民没有公职可以开除,所能采取的措施不外是罚款,计划生育政策只是有效地减少了四胎、五胎。
   因此,水寒所提出的年轻人不足,无法负担老人赡养费用的问题,只会在大城市发生。但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大量民工解决了这一问题。水寒从统计数字算出中国人口的老化问题,可是生活在中国的人却感受不到。这说明“数字”或“感觉”中必有一项发生差错。按现行法令,只有国家规定的机关才有权进行人口普查,普查所得的资料都是国家机密。我不想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而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就绝无可能引用这些原始资料来说明问题。
   我想要指出的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对各级官员的考核都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无论你各项政务搞得多么好,如果计划生育考核不合格,就不可能升迁,反而要免职。这项政策刚一出台时,引起了一阵恐慌,超生就拆房子,强制搞流产、结扎、绝育,不人道的行为多半是在那时发生的。但这些行动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感,也无法推行下去。政府既不能给农村的老人最起码的社会福利,就不可能阻止人家生孩子。几年以后,计划生育的罚款就蜕变成一种减少四胎以上生殖率的有效手段。用不实的数字来欺骗上级,就成为各级官吏保住官职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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