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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和平演变」的罪魁祸首?

   

   作者:朱学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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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渊评:中国的“和平演变”实在更与西方世界的阴谋无关了,它是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他设计的“和平演变”是只变经济,不变政治的。而第三代、第四代的共产党领袖们现在想的是:既要发财,又要专制。事实上,唯有专制,才能保证他们最有效地发财;民主则是万万行不得的。

   中国重新审视东欧巨变

   不少中国的东欧专家最近开始重新审视十五年前苏联解体的剧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开始渐渐放下十五年前西方资本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想法,并更客观地理解苏联内部腐败跟这场巨变的关系。又由于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的问题涉及中国的“六四”以及“两岸统一”等敏感议题,这场讨论可说是闯入了中国的政治禁区边缘。

   亚洲时报报导,近日,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一个有关前苏联瓦解的研究,深得中国东欧专家甚至党内人士的认同。该研究认定,前苏联的党国精英形成的分利集团,正是前苏联瓦解的根源。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在苏联解体前的一九九一年六月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指出: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援社会主义制度,大约只有不到十份之一的人被划分爲共産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苏联民衆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只有少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结论很清楚,背弃前苏联的恰恰是前苏联上层。作者以大量事实证明,早在一九八七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一九八九年前苏联解体时,这一现象已是开花结果了。

   这个结论跟中国官方在“六四”后对同一课题的论述,可谓是大异其趣。中国官员的主流看法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趁著苏联东欧搞改革的机会,发动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据称,通过宣扬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大搞思想文化渗透,“搞乱”苏联上下的思想。不少中国官员都认爲,由于苏共和前苏联最后一位总统戈巴契夫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转而接受和欣赏西方的价值观念,所以苏联才成了西方文化的俘虏。

   应该指出,这个问题之所以敏感,跟中国最新的领导集体对“六四”的最新论述不无关系。温家宝在二○○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外记者会上谈六四内容,他当时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的时刻,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由温家宝有关“六四”的说法可以看出,“西方和平演变”是中国领导集体支援“六四”时候采取“果断措施”的重要理据之一。可是,如果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指“苏联瓦解的根源其实是来自内部分利集团”的说法得到肯定,那中国十五年前镇压“六四”的一个重要依据也就变得单薄无力了。

   更加敏感的是,如果中国最后肯定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的观点,那中国一九八六年以及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中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等口号,其实正正是回应了中国当时该要面对的切身问题。换言之,中国镇压两场学生运动其实都可能犯了错误。

   更加严重的是,按同一推论,中共在一九八六年逼使指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以及一九八九年逼使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下台的做法,可能也是错误的。这两个问题,都涉及邓小平是否犯错的历史功过问题。现时的中国领导集体,仍然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来增加其执法的认受性;此外,外界也一直有专家争论,被视爲“温和改革派”的胡锦涛,会否成爲“中国的戈巴契夫”。因此,这些话题,可以说都闯入了中国官方的政治禁区。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大陆近年也有不少专家认爲,中国的精英阶层也存在内部出现“分利集团”的危机。不少专家指出,中国不少权员,利用其权力把政治资本变成私人财富。中国官方人民网二○○三年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国有资産管理当局估计,中国国有资産每年流失不低于1500亿元人民币。

   东欧的问题之所以敏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德国的统一问题。最新一期的中国《三联生活周刊》,就德国柏林围墙倒塌十五年做了一个专题报道。该专题报道了德国不少人民都宁愿回到东西德分隔的时代,也指出德国的统一后饱受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煎敖的惨况。

   一谈到统一问题,外界自然联想到中国大陆跟台湾的统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过去也曾强调,“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又有大陆对台学者曾指“无限期地拖延即等于台独”。但有报道指出,近日中国对台系统在四中全会后开会,会议决定以后有关政策将出现“微调”,“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以及“无限期地拖延即等于台独”将尽量避免在官方文件中出现。

   应该强调,中国国情跟德国大大不同。统一议题对两国的影响而是大大不一样,不过,也有意见认爲,德国统一的先例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香港在回归中国后,经济一直低迷,“一国两制”成爲了台湾总统陈水扁拒绝统一的最佳藉口。从德国和香港的先例看,假设时机和方法不对,“急统”的危机,不一定较“急独”少。

   应该指出,虽然有关课题似乎是甚爲敏感,但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而事实真相每每是随著时间的流逝才慢慢浮现,所以,当年邓小平单凭个人之力作出的一些判断假如出了问题,有点偏差,其实也不是甚麽大不了的事情。中国新领导集体如果能够以实是求是,科学理性的态度去审视历史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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