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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茉莉朱学渊之争的5篇文章

朱学渊:茉莉是否应该以更高的历史感来看待历史?

   三十年代大危机导致知识分子的朝左转,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共产主义也不仅是中国一国的尝试,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因为资本主义也曾经面临“崩溃的边缘”。德国是共产主义的故乡,德国共产党的力量曾经是非常强大的,但纳粹兴起后,德国工人阶级几乎一致地成为纳粹分子,因为它比共产主义更左,更民族主义。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这一切都是荒谬的,但这又是不偶然的历史。主导这场荒谬的是谁呢?是希特勒和毛泽东,难道我们不先去清算他们的罪行,而是要去清算章伯钧、罗隆基,或德国工人阶级的一时愚行吗? 章、罗的一条重要的罪名就是提议建立“平反委员会”,他们对“解放初”的错杀现象是有深知有同情的,而且是站出来讲话的;而彭德怀对右派分子的态度却是非常凶恶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两年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乃至十年后被整死。我们又是否又应该先去清算彭德怀的凶恶呢?这显然是不道德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许多思维是“打天下者们”的“道义狂妄”的集中,他们认为天下是他们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把“残酷斗争”的路走到头了,共产党内的“非毛”主张才抬头,才开始进行“原始反省”,乃至“资本主义复辟”的。 如果在“非毛”的同时,追究“仙鹤们为何堕入泥沼?”那末我们就很容易把“专制主义”和“理想主义”混淆在一起了。当前中国是“资本主义”复辟了,但“专制主义”依然如故,这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提倡的,是章伯钧、罗隆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 附茉莉:《仙鹤们为何堕入泥沼?》

-------------- “更高的历史感”从何而来?--与朱学渊先生商榷

    茉莉

   对我的《仙鹤们为何堕入泥沼》一文,朱学渊先生写了《茉莉是否应以更高的历史感来看历史?》的批评意见。这种批评,在我写《仙鹤》一文之初就预料到了。

   预料到有人会不高兴,我还是坚持发表此文,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独立撰稿人,我谈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不是从任何政治性的“斗争策略”出发,而是力图探求历史真实,寻找造成历史悲剧的各种因素。思考无禁区,如果因为要反专制,就自我设置思考禁区,这种限制不是我能够接受的。

   在朱学渊先生对我的批评中,有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更高的历史感”从何而来?

   在我看来,历史感建立在全面真实的认识之上。章怡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相当感人,其文学性是很强的。但从历史角度看,作为一个挚爱父母的女儿,她对其父母的生平道路缺乏深刻的反思,其回忆因此多有选择性,较为片面。因此,我一方面被其文字感动,另一方面,觉得应该指出她父母自身的责任,以使读者了解历史的全貌。

   二,章罗们是否同情过被错杀的国民党人?

   朱学渊先生说:“章、罗的一条重要的罪名就是提议建立‘平反委员会’,他们对‘解放初’的错杀现象是有深知有同情的,而且是站出来讲话的。”

   在我查阅的资料里,章罗们从来没有对被迫害的“国民党反动派”表示过任何同情。罗隆基确实在大鸣大放时有过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言,但他所指的平反对象,只是“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受委屈的人。众所周知,“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1954年,“肃反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即整风运动)发生在1955年。

   而镇压国民党人的“镇反运动”早在1950年发生,不属于罗隆基要平反的范围之内。朱学渊先生看来混淆了史实。

   三,“清算彭德怀的凶恶”是否就不道德?

   朱学渊先生说:“而彭德怀对右派分子的态度却是非常凶恶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两年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乃至十年后被整死。我们又是否又应该先去清算彭德怀的凶恶呢?这显然是不道德的。”

   对我来说,最高的道德是诚实。彭德怀对右派的凶恶,当然应该批评,否则何以对得起被他欺负了的人?而他后来不惜犯上为民请命的做法,却值得肯定。不为尊者讳,才是对待历史的诚实态度。

   四,亲俄亲共的西方知识分子,后来大都反省了,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不能?

   朱学渊先生说,“三十年代大危机导致知识分子的朝左转,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共产主义也不仅是中国一国的尝试,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其言下之意,当初跟随共产党的章罗们只是随大流而已。

   据我所知,西方知识分子早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后来获知斯大林的罪孽,认识到极权主义的危害,他们发起了一个大的反思运动。少数拒不反省的人,如在苏联受到礼遇的布莱希特,一直是被西方舆论谴责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对自己当年的选择做一点反省?没有人否定“章伯钧、罗隆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但我们也不能对他们当年的错误视而不见。造成今天中共专制的状况,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不少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支持这个政权。因此,真实的、不留情面的反思,无论对历史还是对于现实,都是有意义的。

   040809

刘自立:关于(朱学渊、茉莉)仙鹤问题一言

   刘自立/来稿

   茉莉女士文章提到我对章,罗等人当时参加共产党的政治设计问题反思,并对此一反思加以肯定,我在此表示谢意。朱先生有异议于茉莉,说,是社会主义/法西斯思潮作祟,有人民和无产阶级对其的服膺,责任不在大众(大意)。这里,再来对这些反思,加以简单反思。

   社会主义是在自由主义出现以后产生的一股理想主义思潮。这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个事务的两面,就是,自由主义是尊重人的两面性,说,你作为人的存在,是可以有善恶的,但是要杜绝你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社会主义(在列宁意义上的),就是,个人服从政党,政党服从领袖,往往是一个孤家寡人的领袖,加上个人服从一个理想,不得心有二心,服从另外一个。就像耶稣教在罗马化以后,谁反对三位一体,耶稣的神性,就是“反革命”,要上火刑柱。不服从者不得食。是强制,不是你人性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只要不影响别人。修正主义则权衡二者而折中,说,自由主义是不平等,但是,还是要在议会里讨论,争论,选举,求得正义。像伯恩斯坦等人??就是后来的,在哥德斯堡会议上更改过的第三条道路。

   人类面对这些思潮,和由此产生的各种政治制度,做了各民族自身的选择。这个选择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中国的毛主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有时下的各个选择,如伊拉克人或者印尼人的不同的选择。

   于是,历史对以往做出过选择的民族,作出了裁判,以判定其选择的真伪:德国放弃了,苏联转变了,中国也在转变。历史的完成式,在苏联,德国……未完成式,在中国,伊拉克等。

   那末,谁对这个做出过选择的民族负责呢?首先是那些主导者。但是,按照福柯的权利链条说,主权者,或者说领袖,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他的选择是模拟的,虚无的。日本二战偷袭珍珠港,全民欢腾,日本人要对历史负责,而且付出了代价。中国人的文革,是国耻,是全民族的耻辱,不光是毛的责任,虽然,他是主导者,主要的罪责是他来负。但是,中国人自己,各阶层,也要负责。毛自己,会去“开刀”于几十,上百万牛鬼蛇神吗!奴才们的责任很大。奴隶,也有责任,但是,是被动的。

   德国人迄今追忆第三帝国的罪恶。人性的反思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德国民族主义要负起责任;德国当时小人物的告密,揭发,自残等,是民族中个人服从心理的素材。虽然希特勒是主导者。朱说的德国无产阶级,当然要负责。勃兰特不是代表希特勒,跪在犹太人墓碑面前,是代表德意志!所以,与其说要反思一个领袖的责任,不如说,要反思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集合名称代表的人群的责任。要分析,何以上下一心,去这样做。草民自己的思想行为,轨迹如何?如何服从,同谋,甚至帮凶之。

   如果人们过于健忘,过于油滑,过于阴暗地,把民族之耻辱和蒙昧推诿给一个党,一个领袖,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一个层次;反过来说,要反思何以领袖能够为所欲为,没有制衡之法。行为上可以反对,是次要的,像林彪,彭德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反对。林彪们当然无法做到,因为是在一个框架里。

   我们之所以说要依赖自由主义者,就是要在思想上,有一个寄托。这个寄托,在理论和实践上,已有西方的例子。问题是,正是这些章罗们,在半个世纪以前,把界限混淆了。所以,只可由之之民众,就尾随之,以为时间开始了。

   这是全民族的一个悲剧,是知识分子和所有劳动者的悲剧,是共产党人自己的悲剧(姑且承认有一种叫做老布尔什维克的人群)。所以,毛主义万岁一喊,就有当时资格很深的共产党人说,看来,革命要重新来了!

   但是,这是少数人的锐见。民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知道章罗们当时听见万岁,作何感想。

   所以,从那个时期,万岁之正统的合理合法性,来自于多数人群的首肯,宋庆龄,张澜,黄炎陪,等等。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民族精英乃至普通老百姓自己要承担责任的历史过失。

   所以,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思考期,章罗们,后来的林昭,遇罗克们,就以身试法,出来做一个赴死的反思。使得专制沉默被打破。而这个打破,是来得太晚了。罪恶已经铸成,人,几千万人,已经做了屈死鬼。但是,亡羊补牢,是章诒和先生们正在做的事情,值得肯定。

   老话说,对于历史,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这个鉴,就是对于全民族之过失之鉴!(8/10/2004 3:50)

   徐水良:评茉莉女士和朱学渊先生的讨论

   茉莉和朱学渊的讨论,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们不能苛求我们的前辈,也不能苛求我们的同时代人,但是,我们有义务恢复历史。

   有时候,历史会让整代整代人搞错方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典型。这个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逆流,却被许许多多人误认为是进步潮流。许多代人,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中国自共产党产生以后的几代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被这个反动潮流所迷惑,所挟裹。尤其是“解放以后”即中共建政以后,在中共愚民舆论绝对控制下,整代整代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搞错了方向。他们的错误,当然主要应该由历史来负责。但是,究竟在什么程度上由历史负责,什么程度上由他们自己的人格和认识缺陷所造成,仍然要分清楚。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义务恢复历史。我们非常尊敬那些在中共极端专制条件下敢于反抗的人们,包括这些被打成老右派的人们,包括彭德怀这样虽然赞成反右派,但敢于反对大跃进的勇敢正直的人们,以及这些年来从共产党中分离出来的老年和青年自由知识分子,包括仍然赞成马克思主义和主张伪改良主义但敢于反抗的人们。但是,我们不能赞成把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的反动活动,说成进步的革命经历,一味赞扬他们“解放前”在共产党中的“光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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