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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商鞅,移风易俗用重典 附:少不丁:根治“非典”,就要禁止吃生猛禽畜吗?

   中国“饮食文化”的灿烂变得暗淡了,“非典”就事出在它的“首都”,那些“吃在广州”的同胞们,竟把动物专用的“冠状病毒”,也“食”进了自己的躯体。当CNN播放香港和广州家禽动物市场时,我无地自容,雇员们见我不住地摇头,也都不好意思相问了,原先他们连如何用酱油都要“请示”我的;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人是“吃的权威”,而且是无所不吃的;而这次我们终于吃出问题来了。

   你曾记得“生猛鲜活”的广式招牌吗?CNN放的这就是那番情景:一位形象猥琐同胞,将一只只“活鸡”抛来甩去;成堆的箱笼中伸出一只鸭头在翘望,两匹明日将成盘中餐的驴兄弟在互相顾盼;当镜头转到蠢蠢欲动的“穿山甲”时,洋人们一起惊呼alligator……。然后,有负罪感的我向他们表白我的无辜:“中国只有一个省分的老百姓吃这些……”于是有人发问:“你也是从那里来的吗?”“香港是广东吗?”“广东是中国吗?”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我也开始明白,我是洗不清自己的。

   说来,每年流行性感冒发作时,我也总是搞不清,为什么不是“香港一号”,就是“北京二号”?现在我总算弄明白了:是中国特异的“饮食文化”,一年几度为世界酿造“小灾”。而这回“走多了夜路”,“小灾”也就变成“大祸”。这次“非典”的发生和传播,我们中国人是有愧于世界的;而国际社会也必将惩罚我们,国家发展的势头很可能受创,小康的目标也可能被推迟。而那个号称“国际都会”的香港,“改革开放”了一百几十年,居然也顽固地保守着如此愚昧的习俗,更令人不堪设想。

   我们实在已经无法容忍这些每年必到的“流感”,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一定要吃活鸡、活鸭、活驴、活猫……?他们不仅没有一点对动物的爱心,而且在冷冻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还要坚持吞食“生猛”的陋习,而罔顾世界人民的“死活”。如果这次“非典”以后,他们还一如既往;我想,那就干脆让广东和香港独立算了,还在它们的周边筑起高墙,让他们“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担保只须三个月,地面的动物被吃尽;六个月后地下的蚯蚓也被食光。

   如何来挽回这些事情呢?最好莫过禁绝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即改变我们民族某些落后的“文化面”。事实上,中国古代各地风俗也有不同,有些是通过政府强制而进取的。例如商鞅治理秦国的十年间,社会有许多进步。尽管对他的“恃力”的作法,后世有很多批评,但他在“移风易俗”方面却有不可否定的功绩。

   《史记·商君列传》记云:“……而令民父子同室内息者为禁。”

   许多人看不懂这句话,因此各种注疏也都不予解释。而从商鞅和别人辩论说的一句话:“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我们就会明白了,秦国百姓都是游牧的“戎狄”之人;所谓“父子同室”,就是“乱伦”。而商鞅强制推行的“男女之别”,实际上就是引进中原农业社会进步的“性伦理”。我想中国政府和广东人民都应该到了明白,又一次“移风易俗”的时候到了。而在实施这一改革的时候,政府应效法商鞅:“用重典”。

   二○○三年四月三十日

   附:少不丁:根治“非典”,就要禁止吃生猛禽畜吗?

   近日笔者读朱学渊先生的《根治非典,须禁绝不良饮食习惯》,颇为惊奇。朱学渊先生的文章常以渊博的学识,深入浅出的逻辑思辩见长。而这一篇文章对于“须禁绝不良饮食习惯”的思辩逻辑颇为牵强,甚至还要呼吁以重典根治“非典”,根本不象朱学渊先生以往的文章的质量,仿佛是怒怨攻心时的作品。

   朱学渊先生的文章提到:我们实在已经无法容忍这些每年必到的“流感”,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一定要吃活鸡、活鸭、活驴、活猫……?他们不仅没有一点对动物的爱心,而且在冷冻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还要坚持吞食“生猛”的陋习,而罔顾世界人民的“死活”。

   在没有冷冻技术的过去,在没有工业化养殖和屠宰的三百年前,无论是广东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是吃生猛禽畜。那时他们有没有要迎接每年必到的“流感”? 是不是古人的这些生活方式就是陋习?是不是今人就一定要改过自新?

   确实,禽流感是由禽病毒变种而传人的,并且,很有可能,SARS也是由禽畜特别是野生动物传人的。但是,是不是由此就只能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逻辑推论:所以要禁止吃生猛禽畜和野生动物?

   一九九五年,英国疯牛症爆发,导致若干人死亡;英国政府将全国的牛(农场牛)全部销毁;二○○一年,英国的猪口蹄疫症爆发,英国政府将全国的猪(农场猪)全部销毁;一九六五年,法国和比利时爆发鸡瘟,当局将所有鸡杀光。

   禽畜要传病给人,与人是否吃生猛禽畜无关。朱先生也许会争辩说:不吃生猛禽畜,至少可以减少禽畜病毒传播给人的机会。当然,这是正确的逻辑结论。仔细想一想,还可以有一个正确的逻辑推论:加强对生猛禽畜养殖,运输和销售过程的卫生和防疫工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香港是绝少发生禽流感的,尽管已经有几十年从大陆进口生猛禽畜。然而,九十年代初起,每两三年就爆一次禽流感猪瘟之类。如果朱学渊先生及CNN的记者们有机会坐广州-深圳的火车,或者到深圳二线外的农村转转,就会看到有许多简陋的养鸡场养猪场,这些基本是外地农民向当地乡镇租地建的,还有些是流动人口占据一角建的,特别是在广深线铁路沿线。

   这些养殖场没有干净的水源,卫生条件极差,养殖密度大,有些养殖场还建在工业污染严重的地区。对动物来说,可以说比野生环境的卫生还要差很多。在这种环境下,禽畜容易得病,病菌病毒等等的基因变异也加快了。即使五丰行(承办运输农产品到香港的机构)不从这些养殖场进货,如果有合约养殖场刚好在这些劣质养殖场的旁边,就很容易受到传染;还有每天十几班的广九线火车,都很容易把那些由建在铁路旁的劣质养殖场的病毒病菌带到香港。

   错就错在:中国大陆的禽畜养殖业的管理在九十年代后严重失控。为什么?看看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频密严重的矿难、交通事故、人为投毒案、毒米毒枣流通案等等,想想这时期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变迁。把SARS起源放到这个大时空下去看,而不是孤立去看,不是单单根据CNN的逻辑去看,能够得出的逻辑结论会综合一些,至少版本可以多一些。

   我也有个呼吁,如果中国大陆的话事人有机会听到就最好了:加强对禽畜养殖业的管理,例如,实施发牌制度,对养殖,运输和销售实行监理,并且,要尽快彻底清除那些劣质养殖场;鼓励财团办大型而规范的养殖场。

   至于吃活鸡、活鸭、活驴、活猫是否就可以引申到“没有一点对动物的爱心”,笔者在多维上陆续发表的《动物权益保护的未来历史》系列文章中已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作赘述了。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到GOOGLE.COM上搜索“动物权益”即可找到。(1/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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