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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仙鹤飞过──有感章诒和女士的回忆

最近,中国文字族又出了一件大事,那是章诒和女士写了若干民主圣徒的回忆,它们的传播引起了震撼。诒和的父亲章伯钧先生和母亲李健生女士,在那为人类不齿的背信弃义(“引蛇出洞”)的事件中,双双被“邪恶”的铁钳夹住,钉上了十字架。在旋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年仅二十六岁的诒和,也于一九六八年被囚入了大牢,判了二十年徒刑,在川西的一间劳改农场受难。次年,名人章伯钧就在中国“第一号大右派”的位上,郁郁而终。

   然而,“邪恶”万万没有料到,那个被提前释放,却已被折磨了整整十年的女囚,胸中竟藏有一支不世的锐笔。今天,这位自称“无父、无母、无夫、无后”的孤女子,竟拿它来为父母和他们的友人立传,那“无畏、无惧”的正气,再一次败坏了“邪恶”的名声。早知章、李夫妇有此豪杰女,“邪恶”也绝不敢把他们打做“右派”的。既然天下冤怨相报,当初没有拿她开膛,今天就得要在她的笔下煎熬。

   章诒和写的故事一篇篇地传来,以优美的文字,贯通的情理,诉说那个时代人性的残忍和文明的堕落,人们大都一气读完后才喘息。有人说,女囚徒的才气来自父母的高贵或家境的优裕,我说那都是蓄积已久的洪水,冲决牢笼的思想,是没有力量能阻挡的。她说:“人怕伤心,树怕剥皮。”“邪恶”在中国“关管杀斗”了无数无辜的人,也戳破了章家两代人的心,她的文字,就是从那些心洞里喷张出来的鲜红的血。

   《越是崎岖越坦平》是回忆她的父亲章伯钧;《一片青山了此身》和《正在有情无思间》,分别是未成眷属的罗隆基和史良的故事;《最后的贵族》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斯人寂寞》着的是铁骨铮铮的诗人聂绀弩,《君子之交》中的君子,是执著而淡泊的文士张伯驹。这些回忆是一群“可杀不可辱”的人们的屈辱,是从骷髅般可怕的中国现代史的骨架上,剥下来的血和肉。

   章伯钧是政治家,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大学攻哲学,由室友朱德介绍入了共产党,而朱德又是周恩来亲自介绍的,说来章伯钧应该是个真资格的“二手货”。受哥哥的影响,章伯钧的两个弟弟也都是共产党,长弟操劳早逝,次弟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都没有尝到共产主义的甜头。章伯钧本人完成学业回国参加北伐,后来又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失败后,追随国民党激进派邓演达创建“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

   至于,章伯钧为何脱离共产党?诒和说是“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 。这大概都是事实,那时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也都对第三国际很反感;而且中国共产党内斗成风,很不成气候。那个激烈反对第三国际的何孟雄,就是被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王明告了密,操了国民党的刀,杀了自己的人。而中共永远也不敢去追究这件大白事,因为王明的后台是斯大林。

   章伯钧有进出共产党的背景,罗隆基则是个“白丁”;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政治学者”,美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台北《传记文学》是这样为罗隆基立传的:“[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出任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民盟代表;十一月,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民盟’决不参加国大。三十六年一月,发表演讲,赞成共党提出之和谈先决条件;二月民社两党斥罗为中共辩护之演讲;七月,与‘民盟’黄炎培、张东荪、章伯钧三人访晤美国杜鲁门总统特别代表魏德迈将军,表示反对内战,为共党张目;……三十七年二月,逃往香港,公开宣布参加共党叛乱,其后北上投共。”说来,罗隆基很帮了点共产党的忙,国民党因此很记恨他。

   一九五七年,共产党说要民主党派帮助它整风,主张开“政治设计院”的章伯钧,建议设“平反委员会”的罗隆基,和说共产党搞“党天下”的储安平,是出洞的三条大毒蛇。说来真正刺激了毛泽东的,可能还是储安平的“党天下”;但他名声地位都不如章、罗,于是毛泽东就亲自罗织了“章罗联盟”的罪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诒和女士回忆,读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章伯钧立即“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还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而与章伯钧不融洽的罗隆基,却不知内情,两次来到章家,质问:“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章伯钧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诒和女士回忆:“[罗隆基]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

   此般的淋漓痛快,亦使我们可以想及,当初罗隆基被周恩来统战于股掌之间,骂起蒋介石、国民党来的掷地有声。说来,中国的“民主党派”中,最有实际能力和操作才干的就数这章、罗二人,共产党让他们当学非所用的“交通部部长”和“森林工业部部长”,也算是“论功行赏”;而将他们逐出政治殿堂,则是为“防备未然”而“消除隐患”了。

   罗隆基两次去章家骂街的鲁莽,与其说是无知,还不如说是暴于其外的忠厚。事实上,无论“内行外行”或“阴险善良”,在“一党专制”的恶劣环境中,一个皇帝式的领袖要与臣民玩“兵不厌诈”的游戏,那天下就没有一人不是“白痴”了。而皇帝的“诈术”玩得所向披靡,其乐无穷时,举国上下就鸦雀无声,饿蜉遍地了。

   扫清外围,“邪恶”就开始整肃自家人,莫说心胸坦荡的彭德怀、连造神有功的刘少奇,忠实不过的罗瑞卿,和精明有余的邓小平,统统一起遭殃。邪恶的毛泽东,就是这么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恶、最恶的恶皇帝”。而今天无耻地瓜分着公产的共产党,还高举着“毛泽东思想”这面“大王旗”,无非说明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强盗窝”。

   在中国,人得势,别人的面孔是热腾腾的;落难了,就冷冰冰了。那些搞政治的人,又是喜欢热闹的,共产党先把他们在火上烤红了,然后用冷水泼上去,再往角落里一扔,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就很寂寞了。说来,古今都难脱这炎凉俗;而中国共产党却将把它发挥尽致,因为它有一个极端刻薄的领袖,教会了党徒们“站稳立场”的功夫。章氏夫妇高高在上时,未必能交到侠义的朋友;落难后却结识了康同壁、张伯驹这样一些“最后的贵族”。

   康同壁女士早年游学世界,在印度大吉岭写下过“我是支那第一人”的名句,连毛泽东也记得清楚。文革前,某日章氏夫妇路便去看康同璧。见一些老人坐在院中。章伯钧只认得其中的载涛。康同璧指那开着白花的树木,对章伯钧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章氏夫妇。

   而在文革的风声鹤泪中,康同壁听说章乃器被红卫兵打得半死,而章伯钧又想见见他,便毅然邀请二章在自己家中会面。她在那场“反革命串联”中,盛装出场,诒和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康说:“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诒和又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老人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这就是她的政治立场。

   中国的旧传统是尊重人的,康同壁母女与前清遗老及其后人往还,是人之常情;但她尊重与她没有故旧的,被“邪恶”糟蹋了的“贱人”,才体现一种不畏强暴的“贵族气质”。这两个聚会的故事,也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反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到北京,先就去故宫拜会了前清皇室;袁世凯接任总统,还把他们留在了紫禁城中。这些对“被推翻者”的尊重,与法国大革命处死路易十六相比,我以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高于西方的理智。而这些文明却被一个湖南村夫牵引的共产革命,扫荡一空。

   张伯驹是一个文物鉴赏家,热中诗文和戏剧的文士。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项城同里,北洋的名人,当过直隶总督。富贵的家世,使他早早就成了与张学良等齐名的“民国四公子”。解放后,他被“新气象”征服了,把收藏的无价的文物尽数捐给了共产党,换来一张奖状。可是,为了如何在京剧中“推陈出新”这样一件小事情,共产党也要把他打成“右派”,画家夫人潘素还要靠画书签来补贴家用。

   张伯驹的行路快捷,处事淡泊,都在诒和女士的笔下栩栩如生。而他的仗义行为却最令人感动。那位鼓动父亲称帝,而在“政治上”犯了大错误的袁克定,后来非常潦倒,靠章士钊在文史馆给他弄了个名义,每月只有五、六十元的工资,当年一念之差的准太子,已是个十足的贫下中农。张伯驹、潘素夫妇无怨地养了他一世,最后终老在他们家中。

   最后,张伯驹夫妇可能也是一贫如洗,才到长春去谋生,但又遇上了文革,只因写了两首“金镂曲”,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人世的沉浮,贫富的交替,都令人扼腕。诒和女士听说,张家后人在“皇城根”下开饭馆,重新起头。

   这些中国金字塔顶上的人,又是有血有肉的。而罗隆基则是一颗“情种”,若说是一位“lady's man”,也再恰当不过了;特别是对上层美丽女性,他又有特殊的磁力。那些高不可攀的凤凰,都被他的学识风度和情场无碍的辩才,从枝头上诱得下来。

   抗战时,罗隆基已经与史良定了情,但见了才女蒲熙修就移了心。我虽没有见过蒲熙修,但见过她的妹妹,彭德怀夫人蒲安修的照片。那是彭德怀与她坐美军飞机到重庆开会,在机场上拍的,蒲安修身著延安大袄,颈缠粗毛围巾,可依然是个绝代佳人。中国“蒲氏三姐妹”很有名气,大姐蒲洁修在“工商界”,二姐蒲熙修是“名记者”,小妹则入了“共产党”。

   一日,多情郎与史良女士约会,忽然想起那天是刘王立明女士(早年留美,长期从事妇女福利运动,后来也是一个“右派”)的生日,便匆匆赶到她家。只见她坐在地上流泪,拿着剪刀在剪一块衣料,那是他去年送她的生日礼。他去扶她,拉她,求她。但她不语,也不看他,只是剪,剪,剪,慢慢地把它剪成了一绺一绺的细条。这简直是一出现代的“黛玉葬花”。

   而罗隆基又负了高雅的史良,却执意留下了她的情书。文革前,他辞世后,这些书信都“归了公”。一九六六年底,在“民盟”斗争史良的会上,居然有人当众宣读这些缠绵的情话,来羞辱一位六十六岁的上流妇女;更惊人的是,多年追随党的史良竟昂首抗争道:“我爱他!”这又是章伯钧先生的目睹,他感慨“民盟”竟堕落到这般“下作”的程度。

   或许罗隆基有不少人性缺陷,然而他又一定是个非常出色可爱的人,否则何至于有此多的高尚仕女倾慕他?即便成了“右派”,他依然风流倜傥,为了情事的挫折,还要找周恩来评理。诒和女士的这些真切记载告诉人们,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除了虚假的“阶级爱”,实在的“斗争痛”,还有被专制捉弄的恋情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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