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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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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学者仲维光先生 安琪
·当代中国无大师
·我还是不能忘记和原谅
·回国所遇
·满目荒唐 一纸惆怅
·达赖喇嘛﹕当代的智者、圣者—达赖喇嘛及当代中国思想问题述评
·一书三地——写在《八九民运史》出版之前
·我们的精神在什么地方病了?
·呼唤民主自由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昆德拉的局限
·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
·柏林墙的故事----自由亚洲电台"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特别报告
·卫道的张承志,顺道的王朔
·极权文化下的"老三届文化热"
·后共产党社会和中山思想——中山思想对未来中国统一的启示
·再回大陆
·极权主义和知识分子
·极权主义和知识分子
·跟达赖学尊严
·【交锋】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许良英:致仲维光——关于李慎之批评的几个问题
·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
·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文化思想簡析
·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
·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
·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三)
·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一)
·不该忽视的经验─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二)
·地域主义、极权主义,及自由经济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入世对两岸经贸关系和“三通”的影响
·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
·知识分子的劣迹─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四)
·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大陆知识分子走向辨析〖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五)〗
·卡尔•波普谈共产党国家改革─戈尔巴乔夫是改革者吗?
·德国知识分子的原罪─卡尔•波普谈德国思想传统及其恶劣影响
·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废除共产主义制度─捷克经济学家奥塔•西克谈共产党国家的改革
·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悼念哲学家卡尔•波普逝世
·尊重个人超越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波普和萨哈罗夫─关于傅大为先生对卡尔•波普纪念回应的价值和史实问题
·二十世纪的左派思想、学生运动和德国传统哲学─六十年代末期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的哲学探索
·德国足球的失落和德意志民族精神
·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
·南斯拉夫式的危险存在吗?─关于两岸关系的几点想法
·封闭社会中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简析
·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中国大陆人权现状─德国大赦国际亚洲人权现状系列报告会报告
·一“字”的文化─从《北京之春》编辑的一字误改谈起
·被劫的刘再复先生
·远离祖国的德国作家雷马克
·贝多芬和魔鬼小提琴家肯尼迪
·潘婧和她的“抒情年华”
·走进《红尘》的马建
·炎黄子孙、“无赖儿郎”
·回国断想
·污染的心灵和心理恐惧
·道德的荒谬
·上帝将带给我们什么?
·《现代化与西化》--《莱茵笔会》出版新书介绍:
·徐亨老伯: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楷模
·民主是我们的权利、政治是我们的责任
·来自俄罗斯的启示
·关于《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一书的翻译
·爱因斯坦、德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在德国翻译《爱因斯坦语录》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诺贝尔奖与德国和欧洲的汉学家
·悼念马汉茂教授----登大坟以远望兮,悲江介之遗风
·令人啼笑皆非的“批评”
·答许良英先生——“革命”及其带来的思想方法研究启示
·王希哲先生对杨小凯的看法有道理!
·人性、责任和才华的凝结——读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
·赵紫阳先生祭
·民运内斗辨析
·只有人性,对自由和爱的追求是永恒的——写在刘宾雁先生八十寿辰
·《穿越生死》读书札记—兼谈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一些问题
·最根本的分歧是什么?——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极权和知识精英》问题的探索和研究
·以尊严抗拒“政治”对奥运的污染──究竟是谁在用政治干涉奥运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究竟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废除共产主义制度
·当代中国无大师
·雷蒙·阿隆的懊悔——再谈《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
·中国政府可能崩溃在“食品污染”问题
·我们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德意志电台》“报导”中译文按语
·“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文化的墮落和墮落的文化
·马汉茂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
·政治困扰下的知识分子——再忆马汉茂教授
·法兰克福书展应该选中国作为主宾国吗?
·彻底改变个体生命意义的十一月九号
·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意义(二)
·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
·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收租院》——兼谈党文化问题及其特点
·五四、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知识界问题——对五四的再思索(一)
·五四、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问题——五四的反思(二)
·仲维光:五四、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问题——五四的反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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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公民论坛》的对话守则如下:
   1.对话目的是为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
   2.不要作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纪录;
   8.尽量理解对方。
   事实上,在大陆八九民运中,学生之克制而富有理性的行为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的确可以说,只有哈威尔这样的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才是负责任、讲策略、有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个人或组织的权力或利益而战的。

五、令人忧虑的职业“政治家”

   哈威尔从来不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而一直是反对者;他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那种令人厌恶的忠于党的作风。他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文学家。在共产党的暴政下,虽然他一直遭受迫害,前后共住过六年监狱,作品被禁止发表上演,但是,他从没有屈服。布拉格学生罢课委员会总部的一个成员说:“如果问什么是毫无畏惧,这个人为我们作了榜样。”
   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和哈威尔等东欧的独立知识分子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不同绝不能用客观环境不同来为自己开脱,相反只能归结于思想深度和道德品质。这种情况甚至在八九民运失败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深刻的反省。
   在海外进行的争取人权民主的运动中,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又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现象,令人感到忧虑与深思。很多人虽然流亡到海外,但是仍然不能深入西方社会,认真学习、了解西方社会和近代思想,进行反省,他们仍然保持着已经被异化的那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们只有到海外华人社会中寻求生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思想至今有着很强的保守性、封闭性,但这却形成了这些所谓大陆“知识精英”继续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空间,并进而产生了一大批海外“职业革命家”、“政治家”。
   上述现象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华人报刊中关于如何看待所谓党内改革派的争论,很多人仍然坚持为共产党内这一派别辩护。而那些被媒体奉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人,如刘宾雁和严家其,身上仍然充满共产党意识形态气味,仍然在媒体上对过去他们在共产党内的所作所为津津乐道。但是如果我们进行的是人权运动,而不只是为某个人或组织谋取权力,那么,上述问题几乎根本不会存在,因为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根本不是人权主义者,根本不能代表近代精神。也许他们的确可以作为被团结的对象,但是永远不应该成为主流,如果共产党改革派在人权运动中成了主流,甚至主导力量,那么人权运动的性质就变了。
   上述现象的另一个表现是,海外大部分民运组织在这批“职业革命家”、“政治家”的参与下完全落入旧的政治游戏框架。一方面以胜负、权力等功利为目标的组织只能依靠政治事件来刺激、保持自己,由于没有远见与理想,没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这些组织在一天天消亡下去。另一方面“职业政治家”们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也将越演越烈,甚至最后走向被招安之路。
   “职业政治家”永远是令人忧虑的,因为他们除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外别无所求。当民主事业变成谋取个人地位的职业之时,可悲的事情就必然发生。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理想主义、近代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必须在争取人权民主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同时也是我们的社会是否进入近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在近代史上,人权从来不是靠一小批政治家或组织讲究成败的运作带给我们的。
   哈威尔的策略和政治哲学不是虚幻的政治理想,不是知识分子的梦话,它已在捷克、波兰、匈牙利变成了现实。哈威尔理想的胜利是近代人文主义精神的胜利。今天,那些认识不到哈威尔思想的重要性的人,以后必将后悔不已;那拒绝哈威尔思想的人,必将被历史抛弃;那相信哈威尔的政治哲学的人,将会继续反省自己,因为除去同独裁者的斗争外,正如哈威尔在九○年元旦文告中所说:
   “最糟糕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败坏的环境里。我们患了严重的道德败坏症,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心口不一。我们也学会了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对什么人都不关心,只知道自己。爱情、友谊、关怀、谦虚和原宥这些观念早已失去了它们的深度与广度。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特异性质,象是过了时的风尚,在这电脑与太空火箭的时代,简直显得可笑。只有极少数的人敢说,当权者不得滥用权力;或者说,特别农场出产的有限的保健食品首先应该供给学校、学生宿舍和医院。
   ……
   当我们提到道德败坏的环境时。我并不是只指那些吃健康食品,从不往窗外望的特权人物,我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于极权统治制度,接受它作为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并允许这事实一直运作下去,我们不只是它的受害者,我们也是它的创造者。
   如果我们把过去四十年来的悲伤情况看成是某位远亲送给我们的一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对这个情况负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是可以改变这个情况的。我们不能把过错全部推到以前统治过我们的人身上。不仅因为这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么做会使我们低估自己应负的责任,以致我们不能主动地做出任何自由的、合理的和迅速的抉择。
   ……
   ……在历史的新道路上,我们能否把作为公民的、国家的、政治的自信心重新唤醒,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一九九○年七月,西德,累根斯堡
   (本文发表于《中国论坛》,台北,第361期,1990年10月)
   参考资料:
   1.G.Konrad:《Antipolitics》(《反政治》),London,1984.
   2.V.Havel:《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无权者的权力》),London,1985.
   3.“In der Wahrheit zu leben, Gespraech mit Vaclav Havel”,“Kennen Sie Havels Stuecke?”,von M. Kundera,in《Sueddeutsche Zeitung》,1989.10.10.
(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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