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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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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撕裂,纳粹主义与共产党(上)



本文为一家之言,难以完全避免偏见及片面性,谨供活跃思想并欢迎批评。

   作者: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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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撕裂”源于种族主义煽动
     
   我极端厌恶共产极权制度。八九民运惨遭镇压之后,我在漫长的逃亡路上完成了一部50万字的《红色纪念碑》。十多年过去,我仍然认为它是一本对共产极权制度具有相当深度的批判性著作。在这本书中,我认真地研究了权力、权力异化,获益非浅。
     我去过台湾,很喜欢那里浓郁的人情味,知识份子的书卷气,女性的温柔贤淑,还有那些大陆社会所完全没有的各种自由……我对国民党、民进党都抱有好感,我认为那是一个自由的中国。有一天,同主张台独的几位大学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问她们反对甚至压迫“外省人”的道理,答曰:外省人欺压过我们。--好,我理解,那么为什么现在还要压迫“外省人”的后代?答曰:他们的父辈欺压过我们……--“这我就明白了”,我幡然醒悟道,“这就跟我们大陆的共产党一样了:我们杀地主富农是因为他们压迫剥削我们,我们杀地富子弟则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欺压过我们!据我对民主的理解,富人穷人,本省人外省人都是人民,更不用说他们的后代。我坚信一条真理:以任何名义在人民中制造仇恨与分裂都不是民主而必定是专制!”血缘、出身、种族、国籍等等歧视,与共产主义的阶级歧视是性质相同的。从此我开始以警惕的目光注视台独。随着极端台独派一波波煽动族群仇恨,一步步走上执政之途,我的这种思想也更加清晰。
     此次台湾大选,“族群撕裂”已到鲜血淋漓之程度!
     何谓“族群”?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辞汇!
     在我看来,“族群”一词,是划分“民族”或“种族”不得,便退而求其次的一个暧昧的辞汇。在人民中分划而挑拨之,最煽情的莫过于“民族”、“种族”和“阶级”。极端台独派搜索枯肠,竟也找不出与中国大陆人之间的“民族”“种族”差别。(当然,也有人编造“科学证据”,声言百分之多少以上的台湾人有原住民的血液,等等。)福建人、客家人从人种上来说都是“外省人”(并非台湾原住民),怎么也划不清和时间上的“外省人”的种族界限。万般无奈,只好含糊其词,弄出个“族群”来。到底是“族”还是“群”,就说不清楚了。既如此,“阶级”、“专制”不好用吗?反对国民党政府可用,国民党下台了就又不好用了。要夺权保权就要喊“独立”,要“独立”就要喊“民族”“种族”,“族”字说不出口,就只好再含含混混抓过一个“群”字作掩护。但那在“群”掩护下的名不正言不顺的“族”,才是心照不宣的暗示、誓约与秘密。
     就这样,台湾民主化就变成了台湾“本土化”,变成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所谓“外来政权”,同样是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创造性辞汇。它骨子里同样是“非我族类”一律排斥的种族主义。“外来”?什么“外来”?“殖民者”吗?台独自己就是大陆移民后裔。“侵略者”吗?恰相反,是打败侵略者的解放者。“外来”本是一中性辞汇。要知道,民主的德国和日本,都是“外来”的美国帮助建立的。“外来”有何贬义吗?实在看不出来。政党政治、民主制度、电脑军舰都是“外来”的,也需要“打倒”并铲除其“残余”吗?应该打倒的政权很多,有“专制政权”、“共产政权”、“种族主义政权”、“殖民政权”、“压迫政权”、“残暴政权”、“割据政权”……唯独没听说过“外来政权”。对于民进党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特殊种族“外省人”,以上种种“政权”都不好用,只好杜撰出个“外来政权”。话说回来,即便把这文章做透彻了,鉴定好“外省人”或“外来残余”的血液成分,就像当年纳粹那样言之有据地区别开各色人种,那又如何?最多也就是争取到一顶“当代纳粹”的桂冠!
   历史的殷鉴:希特勒起家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是一块神奇的阿拉伯飞毯,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几乎任何政客送上权力的天堂。
     民族主义源远流长,但现代德国民族主义从恶性爆发到纳粹德国的覆灭,却是一个相当短暂的周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以及德国作为战败国所遭受的屈辱,是民族主义兴起的绝好温床。年轻的煽动家希特勒理解了这股蕴藏于德国人内心深处的几乎可以创造出任何奇迹的力量。可以这样说,对这股力量的理解和掌握,是他走上权力顶峰的秘诀。他对德国魏玛民主政权的颠覆,对民主宪法的摧毁,概得益于对这种非理性力量的操控。
     1922年秋,德国因经济困难无法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法国军队随即占领了德国工业的心脏--鲁尔。德国人民奋起反抗,鲁尔的工人举行总罢工,军队组织游击队,可谓全国上下同仇敌忾。这一事件虽然点燃了民族仇恨的烈火,但希特勒却很难利用:德国人团结在魏玛民主政府周围,大大增加了他篡夺政权的难度。于是他把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的魏玛政府诬为“祖国的叛徒”,企图把民族主义浪潮引向内部。法军占据鲁尔后魏玛政府不得已的对法国的妥协,在德国民族主义份子和共产党人中间引起了歇斯底里的狂怒。纳粹党和共产党都急于使这股潮流内转,趁机夺取政权。
     接下来,就是举世皆知的“啤酒馆政变”:希特勒率领一队形同儿戏的武装纳粹份子,和象征着德国军队的传奇人物鲁登道夫将军肩并肩地向巴伐利亚邦陆军部前进。开始一帆风顺,所向披靡,最后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使他们未能按原计划把军队裹胁进一场纳粹革命:一位仅有100名手下的警官似乎并不认识伟大的鲁登道夫将军,居然把住街口,拒不让路。紧张对峙中,不知是谁开了一枪,一场好好的兵不血刃的和平政变,顷刻间变成一场几十秒钟的对射。只有两个人迎着警察的枪口泰然自若地继续前进:鲁登道夫将军和他忠实的副官。除了倒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死者,纳粹党人顿作鸟兽散。而第一个拔腿就逃的人,居然是希特勒!这次政变虽然以相当浓郁的喜剧色彩失败了,但政变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审判中希特勒义正词严的自我辩护,使他成为德意志的民族英雄。至于谁是第一个拔腿就逃的人,再也无人提及。陷入种种政治狂热的民众,只会以半疯的目光崇拜他们的领袖,并轻而易举地原谅和遗忘他的一切缺点甚至罪过。就是在那次审判中,有人提起希特勒不久之前还声言自己愿做爱国运动中的一名“鼓手”,而现在野心膨胀要当独裁者了。希特勒竟然干脆承认他就是要当独裁者,而且是“责无旁贷”。德国人聋了吗?他们似乎没有听懂这种明明白白的语言,最终自己把这位独裁者加在自己头上。
   集体疯狂起源于煽动
     历史告诉我们,纳粹的种族狂热主要是煽动的结果。两位公认的种族主义思想家--法国人戈平瑙与英国人张伯伦(不是被希特勒屡屡欺骗的那位英国首相)--认为血统纯粹的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是世界的希望。他们(特别是张伯伦)的思想,很快被德国人所接受。但他们如日中天却是在希特勒当政的第三帝国时代。纳粹党人继承了张伯伦的种族理论和他炽烈的德意志使命感。张伯伦被奉为伟大的“先知”,纳粹德国的“精神创建人”。
     在第三帝国崛起之前,德国的种族主义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疯颠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那种歇斯底里大发作,完全来源于煽动。如果不是一些亲睹第三帝国盛世的观察家当年留下的文字,我们很难相信德国人(特别是女性)在希特勒演讲现场那种如痴如醉的狂热。当代史也告诉我们,共产党的“阶级”与“历史”,民进党的“排外”和“历史”,与张伯伦学说的核心--“种族”与“历史”实在差别不大。他们都试图从人们的血液、出身、经济状况等差别及其形成史中去寻找异类,寻找仇恨的理由,并以此作为猎取权力和扩张权力的无可置疑的根据。遗憾的是,他们都得手了。被煽动起来的人们是瞎子、聋子和疯子。他们极难戒绝仇恨的鸦片,往往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的救主走向最后毁灭。这方面,德国人表现最好。为了他们的元首,他们一直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据一些台湾中年人回忆,在他们的学生时代,李登辉当政之前,尚无“族群撕裂”现象,同学之间亦无“省籍情节”。现在的“外省人”后代,小小年纪,在学校已经被骂成猪了(这种情形,本人深信不疑并深有体会。六十年代中期,同学之间依然没有“阶级”意识,但文革一来,阶级煽动大兴,同学、同桌、同宿舍转瞬之间便视若仇寇)。本来,在民主社会,竞选的内容很多,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到税制、外交、环保,国计民生当应有尽有。但是在台湾,却唯剩……“族群”。在民主社会中,煽动种族(“族群”)仇恨是应该被禁止的。但在台湾,陈水扁竟敢声言本次大选是“爱与恨”的选举,亦即爱台湾(“族群”)与恨台湾(“族群”)的对决!不管陈水扁们的辞汇如何游走变幻,他们要在民众中煽动仇恨以利于夺权护权之本意是清晰可辨的。
     中共革命亦是绝佳例证。在中共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之前,中国社会并没有过于激烈的阶级冲突和斗争。甚至在共产党用军队强行推动暴力土改之际,一般贫苦农民仍然“没有阶级觉悟”,甚至把白天分得的财帛夜里悄悄给地主送回去。他们不忍心抢夺富裕乡邻的土地钱财,更不忍使用血腥手段。极富阶级斗争经验的中共领袖,严令各土改工作队必须实行暴力土改,挑动乡村流氓份子,杀害富裕农民甚至“斩草除根”。记得列宁有言:共产主义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而必须灌输。诚哉斯言!任何挑动仇恨分裂民众的思想都不可能自发产生,都需要灌输。随着共产主义的世界性崩溃,其阶级煽动已经破产,取而代之的新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他们既用民族主义来对抗西方民主制度,也用它来对抗台独。中国失去的国土很多,东北丢给俄国,西南丢给印度,其面积远超过台湾。奇怪的是无人过问,唯独提起台独就是一片打杀之声。除其中自有台独极端派的一份功劳,这也是大陆当局长期定向煽动的结果。-种集体疯狂,无论是“阶级”还是“种族”、“族群”仇恨,皆是政客精心策划、煽动的结果。
   煽动“悲情”之老手:纳粹和中共
     阶级、民族之差异,以及阶级、民族之间的冲突、压迫皆为客观存在。那些煽动仇恨的政治家倒也不是无风起浪,而是推波助澜。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凡尔赛和约确有不公平之处,德国确实感受到民族的屈辱。这种“悲情”,便成为纳粹进行煽动的最佳切入口。1933年,希特勒夺取德国最高权力的前一年,同时进行了两次投票:一出令德国深感屈辱的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全民公投,和几乎清一色纳粹议员的国会新选举。希特勒很巧妙地把日期规定为11月12日:这是德国人充满怨恨的国耻日(一次大战停战纪念日)的次日。希特勒是这样发表竞选演讲的:“我们一定要使这一天在我国人民的历史上成为得救的一天--历史将这么记载:在11月11日,德国人民正式丧失了它的荣誉,而在十五年后的11月12日,德国人民又恢复了它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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