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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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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压迫者同样冷酷。
   杨继年永远记得他被抓进监狱时乡邻们的掌声。警察先拽过他双手上铐,却不料手腕子太细,铐不住,就用麻绳捆。11岁的杨继年吓得哇哇大哭。警察宣言道:“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于是,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杨继年赖在地上不走,警察就把他拦腰夹在腋下。“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
   一场轻喜剧。
   “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象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这一去就是34年,真正是阔别了。再回来,就应该是贺知章的诗境了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就太自作多情了:杨继年残了半边身子,一脚高一脚低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不见儿童来“笑问”,却来了一伙人抓贼。杨继年辩解。村长叫来几个老人确认了身份,然后说,“……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杨继年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杨继年热泪横流,叫喊道:“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治保主任叫来几个人,把他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
   在我们的故事里,永远不会有米里哀主教,永远不会有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永远不会有良心发现而投河自尽的沙威警官。亲爱的雨果,如果没有这一切,你拿什么来构造你的“悲惨世界”?我们现在的故事是这样的了:“冉阿让”没有偷一只羊,判刑10年,四次加刑共24年,累计刑期34年。出狱后,他没有盗窃,当然米里哀主教大人就没想起来送他一对银烛台,而送他一只狗碗,并劝慰他重返监牢。“冉阿让”不想发财更不想当市长,而是乞讨着走回监狱,流着泪向“政府”倾诉自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他没有能力搭救芳汀、柯赛特。他被捕时所有人都拍手称快。他从来不敢想像革命,圣丹尼街上也没有起义者的街垒和旗帜。而沙威警官,则指挥着由教授学者和警察流氓混编而成的党卫队,早就把可能构筑街垒的一切物件焚之一炬。晚年的“冉阿让”流落巴黎以乞讨和上访为生,同时进行篇幅浩繁的开放式史诗写作:《我没有在11岁偷那只永难消化的羊》。他常常构思小说中自己的结局,说:“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帐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10公斤炸药,10支铜雷管,1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如果实现了,那就是行为艺术结尾,惜乎没来得及:在小说之外的真实世界里,“冉阿让”死于一次偶然的火灾。——如果是这样,亲爱的雨果,你如何来写你那部充满诗意的巨著?
   ——雨果的悲惨世界,被我们中国的冉阿让彻底颠覆了。
   于是,嚎啕大哭之后,我们有望成为中国雨果的诗人廖亦武放弃了史诗的建造而转向记录证词。
   我早就痛彻心腑地说过,在中国,作家的想像力一钱不值。只有你想像力难以企及的真实,而绝无超越真实的想像。遍地魔幻,遍地魔幻!当所有的人都浸淫于超现实的迷离梦境中时,想像还有什么价值呢?你只须据实以录。
   如此,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超现实主义。我们与布勒东们一样,都承认了想像力之枯竭。他们喝醉了酒“自动写作”,试图在一百个句子中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奇组合。或者拓印木纹、叶脉,然后在长久的凝视中发现令人感动与震惊的幻象……我们中国人比他们棒。不管喝没喝酒,随便抓住一个“上访者”就可以开始“自动写作”。我们也玩拓印法,不过拓印的家伙比较大。我们拓印中国社会,每一幅画都是“令人震惊的一连串幻象”。
   同布勒东们一样,我们也认同弗洛依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我们也部分地承认艺术创作如梦幻一般,是潜意识的表现和象征。但我们有所发展:我们借助于纪实手段所发掘出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极权社会的深层潜意识,即在表层意识(共产主义理想、三个代表等等)之下,这个制度这个社会藏匿于意识深处秘而不宣的本质和原动力、支配力,比如残忍,自我毁灭的渴望。我们终于成为弗洛伊德最杰出的隔代传人:我们回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病例纪实的源头。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这些证词的写作者竟然是一位诗人?
   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是富于想像力的现实,是超级的现实。在这种魔幻现实面前,最伟大艺术家的想像都黯然失色!说过了雨果,再来说说与毕加索齐名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达利。他玩的超现实主义,最令人难忘的不就是那几块像生面饼一样软瘫的钟表吗?这种超现实的钟表首创于他的名画《永恒的时间》,此后多次在其他画作中出现,时而摊在桌边上,时而挂在树枝上,时而垫在马背上。无论人们作何解释,时间之变形、相对大致是错不了的。达利对自己这一杰作非常得意,宣称:“我能将非现实的事物表现得比现实世界还要真实。”“我的”挂钟””“会一直滴答滴答地走下去……”错了,杨继年一出生,达利的超级想像力就应该抹脖子自杀了。杨继年的钟表瘫痪在他11岁入狱那一年,虽然他与别人一样每年增长一岁,依次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的全部人生阶段,但他的整个生命皆凝结于11岁那一年。达利粘乎乎的“生面饼”“挂钟”不像是能走动的,尤其不可能“滴答滴答地”走动。而杨继年,他的人生之钟不仅始终在“滴答滴答地”走动,而且至死也走不出11岁那年。达利,还敢说你的“生面饼”比杨继年的“现实世界还要真实”吗?
   于是,在神奇的超级现实面前,绝望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绝望的诗人廖亦武放下了雄心万丈的艺术抱负,谦恭而无奈地开始记录原始案件。当然,还有绝不自我欺骗的良知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派。这是集圣徒、苦难代言人和行吟诗人为一身的那种大文豪的基本素质。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
   他还说,“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不为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
   对于生活在共产国度的诗人作家而言,我们所经历所目睹的大规模灭绝、饥饿、酷刑、残忍、铁石心肠、不义、堕落,与奥斯维辛极为类似。而且,这个红色奥斯维辛曾占据半个世界,所蔓延的时间已将近一个世纪,仅“非正常死亡”一项,就是纳粹奥斯维辛的十几二十倍。(为了展开阿多诺的话题,有时我会不加区分地使用“奥斯维辛”这个关于人类残暴的代名词。)
   索尔仁尼琴、廖亦武们的写作正是受刑者的一声尖叫。尖叫的权力是不应被剥夺的,但尖叫不是诗。《古拉格群岛》和《中国冤案录》等等纪实著作不能称之为诗。那末,奥斯维辛之后可以写诗吗?
   阿多诺只说对了一半。在他的语境中,诗大约是指回避超级残忍的浪漫美文。奥斯维辛之后写这种诗,显然是可耻的。这种过于轻佻的美,将再次杀死受难者,而成为与凶手共谋的音乐伴奏。阿多诺认为,人们必得在“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跟“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但这“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问:“奥斯维辛之后,连《神曲》也不能写吗?”阿多诺,你将如何回答?你会喜极而泣吗?除了“软弱的审美”和与兽性同流合污,在人类心灵深处,还存在一种强大的审美。
   有人如此强有力地补充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可耻的。”说得多么好!
   但问题在这里:从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共产主义世界性崩溃,整整几个世代的诗人作家,为什么没有产生一部无愧于奥斯维辛苦难的《神曲》?
   我没去过奥斯维辛,但去过达豪,还常去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与杰弗逊纪念堂相邻的二战大屠杀博物馆。在那一排排营房前,在锈迹斑斑的焚尸炉前,我确实听见了受难者对上帝的疑问和抗议。奥斯维辛确实强有力地扭转了艺术史,几乎在一夜之间。敏感深思的艺术家们,在奥斯维辛不可抗拒的巨大冷酷面前,体验到自创世记以来从来没有的绝望。哪里还有什么“理性的动物”、“万物的灵长”?满目皆是人性的黑暗!他们说“上帝死了”,那是绝望,是抗议,是愤懑,是不甘。但后来,许多艺术家再说“上帝死了”这句话时,已经失去了前辈们当年面对奥斯维辛时的那份痛苦与真诚。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敢正视我们饶有特色的红色奥斯维辛,却也满脸深刻地走上了无主题、无意义、无故事、无情感、无英雄、甚至无聊无耻无赖的“先锋”之路。当然不能说他们的探索毫无意义,但他们的自恋自怜胜过了真诚。上帝没死,是他们的心死了。在需要以大美大爱来对抗大丑大恶的艰难时代,他们审美的能力和爱的能力过于“软弱”。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是一种对诗的误解。诗既是生活的美好装饰,有如恋人明眸里的晨曦、荷叶上滚动的雨滴;诗也是苦难的拯救,如惊涛骇浪中可靠的锚链、长夜孤旅的遥远灯火、沙漠戈壁中的点点绿洲。是的,诗绝不仅仅是华丽的饰物,诗更是对于苦难与死亡的抗拒。说在奥斯维辛上帝缺席,上帝死了也是浅薄之论。比如,在威塞尔的《夜》中,上帝不仅在受难者彼此的抚慰和救助里,在拒绝出卖的坚守里,在出生入死的逃亡里,还在那些绝境中惊人的美丽——诸如悲哀的微笑、晶莹的泪滴、一小块留给孩子的面包和尸堆边的小提琴声里。还有,上帝也在那些在诺曼底、在台儿庄、在伏尔加河、在中途岛浴血奋战的反法西斯战士心中。我猜想,上帝在造人时肯定盘算过:应该把什么东西设置为人之根本?即应该把什么设置为生命最可靠的基本程式或原逻辑?上帝选择了感性、情感,即美与爱这种原始能力。上帝把它们存储于人类心灵最深处,使之成为理性的基础、规范甚至禁忌。每一个人,无论贤愚贵贱,也无论是否拥有知识和逻辑的能力,美与爱的原始本能都是你漫漫人生中最可靠的向导与依恃。黑色的和红色的奥斯维辛,不是理性的灭绝,而是荒谬的理性压倒了自然的感性。人种学说和共产学说不仅有道德缺陷,也存在逻辑错误。但美与爱这种情感本能是永远不会错误的。
   美与爱,这就是诗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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