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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的戏法快变完了

   德国有位水利专家王维洛,将近十年前,就出版了一本批评三峡工程的书,书名是《福兮祸兮──长江三峡工程的再评价》。这本专著,可算是对三峡工程最全面最权威的批评了。大陆不能出,只好在台湾出,自然是影响不大,可惜了。但他多年来陆续发表于海外报刊的文章却影响很大。他紧盯著三峡工程一举一动,一次又一次发出警讯。如果我们这个民族还懂得记恩,将来应该授予王维洛先生一个称号:"三峡卫士"。几年前,我去德国时曾向他请教。我还记得他带我去参观附近的一座水库,一级船闸和一台巨大的升船机。就在那个船闸边上,他向我苦苦证明三峡水库的水面决不是水平的,而是一个将翘起来淹到重庆的曲面。道理很简单:没有水位差,水库里的水不会流动。最后,我总算是接受了他的意见,但似是而非的常识却总使人心存一丝怀疑。

   最近几天,王维洛接连发表了两篇文章,一论、再论"红线的崩溃",那似是而非的常识被扫除了,现在我开始焦虑我的家乡重庆的命运。所谓"红线",指的是三峡工程的移民迁移线。三峡大坝正常蓄水位是海拔175米,再加上2米的风浪保险,搬迁线的标高就是177米上下,是一条等高线。王维洛为何说这条红线将要崩溃呢?因为他以大量事实证明了一个可怕的结论:三峡水库的淹没线不是一条等高线、水平线,而是一条一直翘上了重庆市城区的曲线。

   2001年11月30日,长江水利委员会库区处汪小莲总工程师公开发表了一个报告,证实三峡水库蓄水后各处水位不同,越往上游,水位越高。到了水库末端的涪陵李渡镇,水位为海拔169.4米,也就是说,在距三峡大坝将近500公里的地方,水位比大坝处高出了34.4米。这个数字的条件是: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35米,二十年一遇的洪水。

   有些中国人说的话很难听懂,得翻译一下。说蓄水135米的时候,500公里处水位是将近170米;--换句话就是说:三峡水库正常蓄水175米的时候,距坝址500公里的涪陵一带水位就可能高达210米了。当然,水位越高,过水截面越大,水位肯定上不到210米,但极可能在200米上下,那么,再往上游走100多公里的重庆市会怎样呢?海拔200米是重庆朝天门码头最上面一级台阶的标高,这个标高就是重庆的安全线。一旦淹到这个位置,重庆也就算淹得差不多了。汪总工程师的计算还有一个条件,他算得是20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来的是50年一遇的洪水呢,水位就会再高,重庆可能就要淹光了!在这种情况下,水库只好不蓄洪,以确保重庆安全。早知道如此,又何苦往长江里扔那么多银子呢?

   应当使国人心惊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测算,而是一个经验的事实。王维洛先生举出葛洲坝水库、黄河三门峡水库、北京官厅水库、新安江水库等十余座水库的例子,证实水库水位绝对不是一个水平面,而是一个尾巴翘起来的曲面。

   其实,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三峡工程利益集团的利益问题。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泥沙组则认为三峡水库的蓄水面是个曲面,而且水力坡度不算小,这是为了论证泥沙淤积问题可以解决;移民组则认为三峡水库的蓄水面是个平面,这是为了减少帐面上的移民人数;航运报告说三峡库区水位升高的范围大约700公里,因为如果不淹到700公里,三峡工程的目标之一--万吨船队直达重庆--就不能实现;在同一个可行性论证报告中,移民淹没范围长度为565.7公里,也是为了从账面上减少移民数字;总而言之,一切都以蒙混过关、批准上马为准。

   现在我们应该想想了:戏法快变完了,我们该拿这些大骗子、大窃贼怎么办?

   4/22/2002

   

   对建立“蝗虫快速扑灭机制”的一点议论 作者:郑义--------------------------------------------------------------------------------目前,中国大陆有14个省市都传来蝗灾的消息。用香港《壹周刊》的话来说,叫做“整个神州大地,除了一半面临水淹之险外,另一半,已被虫淹。”在重灾区白洋淀和天津市郊一带平原,虽然有飞机日夜喷洒杀虫剂,但蝗虫大军仍以不可遏止之势,向北京城浩浩荡荡挺进。面对近年来蝗灾加剧的趋势,中央政府并非无所作爲。在各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下,已经初步建立了“蝗虫快速扑灭机制”。其目标是确保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散危害。不过,专家对此却不表乐观,因爲今年蝗灾与去年相较,不仅面积大、密度高、出土时间早,而且来势凶猛。稍有生态平衡知识的人都明白,这叫治标不治本,不过是一种应急措施。

   但是,河北省却传出一条好消息:中国青蛙肉出口的第一大省河北省,在连续遭受几次蝗灾袭击之后,宣布禁止青蛙出口。这条禁令是把关键问题卡住了:蝗灾在本质上是一个生态平衡问题,而不是一种仅仅用“快速反应部队”就可以对付的突发性灾难。据河北省政府统计,河北现在每年光是出口的青蛙腿就超过2 000吨。如果保护好青蛙、蛇类和鸟类,蝗灾一般难以发生。因爲在蝗虫大量聚集之前,就被这些天敌吃得所剩无几,难以成灾了。

   于是我们会産生一个问题:政府方面是不是有些弱智?爲什么就是保护不好野生动物,而要花钱费力地去建立什么“快速扑灭机制”?衆所周知,中国不仅已经有了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而且还建立了一整套保护野生动物的政策、法规。法律界人士说,现在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恐怕腐败就在其中发生著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在中国,出售野生动物甚至国家保护动物的市场屡禁不止;违法经营各种野味的餐馆饭店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无论怎样“加大打击力度”,惩罚之剑都落不到那些犯罪分子头上。因爲他们大多与权力有勾结,有权钱交易,有互相利用。于是,问题又转到了对权势者、执法者的监督。现行制度实行的是“自我监督机制”,大意是左手监督右手。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笑话。

   爲了把问题搞明白,我们可以推演一番,在所谓民主制度下,人们将如何恢复生态的平衡?

   试以今年的实际情况爲例:假如天津、山东、河北、山西等十四个省市遭受了严重蝗灾,当政者一般要召集听证会,确认蝗灾形成的原因,以及防治方略等等。然后将出台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经营野生动物者天然的倾向是违法经营,这就会受到独立司法、独立媒体、和独立民间环保团体的监督。贿赂在这种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中很难发生作用,简而言之:你不可能贿赂所有的人。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你只要贿赂那个唯一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全社会就可能被你通过权力而“搞掂”、“摆平”。换言之,从目前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来看,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多半只能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了。

   但建立“快速灭蝗机制”这种事儿,我们这种体制的本事却是绰绰有余的。目前,北京周围已经建立了九个蝗虫观测点,紧急调集了飞机、药品以及上万台机械喷雾器,十多万人灭蝗队伍也严阵以待,可谓雷厉风行、一路绿灯。河南省也宣布已拨出专款二百万元人民币,将在11个县(区)实施飞机灭蝗。而专家表示,这些已经开始投入的人力物力“有如杯水车薪”,这就等于说,也许还要有更多的钱紧急投入。

   花钱好哇!花钱是皆大欢喜呀!老百姓的钱,不花白不花!不花钱,不花大钱,油水从那里捞呢?

   200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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