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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及民主力量的使命

   

   

    现实的社会制度是由民众之中的精英总结民众的社会实践而设计,并在民众的支持下建立的具有社会管理目标的综合管理系统。

    当没落的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来自社会现实发展的挑战,不能阻止制度性腐败对社会整体利益及远期利益的侵害,不能保证基本的社会文明秩序,从而开始丧失其在精英心目中的合理性并最终失掉民众的合法性承认时(合理性的丧失迟早会引起合法性的丧失),革命的发生、制度的变革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这时的社会亦由其常态时期进入其非常态时期,此期间,任何偶发性的社会事件都可能成为社会全面演变的契机。

    面对旧制度的崩溃,人民中的精英份子是否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抱有一定的认识,对新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持有基本的忠诚,并动员取得民众对新生制度的合法性支持,将是社会能否和平渡过危机,顺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系统的关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赫鲁晓夫倡导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产生了历史性的结论: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记录薄上,“优越的”社会主义远远落后于“腐朽的”资本主义之后,自命不凡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比资本主义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未统一的南北朝鲜和统一前的东西德国即是体现这种制度差异的明白例证。

    为缓解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主要共产党国家相继打出改革旗号,企图用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政策来“完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这种修正主义加实用主义的“改革”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全面的一党独裁政治和国家统治经济(中国前期改革的成功主要源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对民间的放权让利——权是一党独裁之权,利是国家垄断之利),但是要彻底革除它们,建立根本上解决危机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在那些已经丧失了社会理想的官僚统治集团看来无异于自杀——他们宁愿推延危机的爆发,抓紧时间完成向权贵资本主义的转换,而他们的首领则怀着对革命的恐惧在改革之路上徘徊。最后,随着民间反对力量的自觉与壮大,官僚集团与民众之间矛盾就会激化,危机就会爆发,要求民主的呼声便会席卷东方社会主义阵营。 在成功地进入了民主社会的东欧国家,新生的民主政权为了竭力保证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在政治上建立议会民主政体,实行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保证基本人权,在经济上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实行全面私有化和自由经济政策(自由的价格体系与自由的金融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的自由市场(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市场)。眼下,相似的历史又将在中国重演(当然,会带着些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

    尽管既得利益的集团不愿放弃政治和经济特权,千方百计阻挠变革,但是变化还是一天天的深入,巨变终归要发生。问题是:如何和平顺利地完成这种蓄积已久的社会变革,并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有责任心的中国精英份子必须考虑解决这一个全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

    可以断定,强权政治瓦解造成的暂时权威真空必会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而重建中国现代社会秩序的唯一保障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及有效运行。这就给中国的民主力量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如何在社会变革中通过立法保障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的有效运行。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国的民主力量在目前必须做到:

    一、通过广泛的沟通,就自由市场经济、议会民主政治等重大问题形成明确的共识。 二、抓紧时机公开和平地宣扬建设自由民主社会的主张,在民众中树立旗帜鲜明的政治形象。 三、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在理论、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建立公开的民主政党。

    总之,中国的唯一出路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唯有这样,才能做到内伸民权外张国权,才能民心振奋,民富国强,中国才能在世界自由、民主、和平的竞争中得到公平和相应的地位。

    编注:作者郑旭光是八九民运中被当局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曾二次坐牢,但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北京之春》199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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