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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歪解“消极自由” ??


   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引文中说道:
   “对一个人施以强制,就是剥夺他的自由,问题是:剥夺他的什么自由?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道德家都颂扬自由。正如“幸福”、“善良”、“自然”、“实相”一

   样,“自由”这个名词的意义也很模糊,所以,几乎能够容纳绝大部分的解释。我并不想去探讨这个变幻莫测的字眼的起源,也不打算去研究思想史家为它所提出来的两百多种意涵。我所要探讨的,只是这个名词在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但却是最重要的两个意义,各自背后都包含了许多历史事件。同时,我敢说未来也有许多历史事件,将会与这两种意义下的“自由”,发生关连,我将和前此许多人一样,把我所要探讨的第一种“自由”(freedom or liberty,我用这两个词眼来表示同一种意思)的政治意义,称为“消极的”(negative)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第二种意义的自由,我称之为“积极的(Positive)自由,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虽然可能有重叠之处,但却显然是不同的问题。”
   其中这一段可以说是对“消极自由”的范畴定义:
   “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
   也就是说:“消极自由”是指个人可以或应当不受他人干涉的私域的范围,在此领域内,他可以且有权自由行事。
   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Part 1 : the notion of negative freedom (消极自由的观念)中关于消极自由还有以下论述。
   “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个人将会发觉自己处身的范围,狭窄到自己的天赋能力甚至无法作最起码的发挥,而惟有这些天赋得到最起码的发挥,他才可能追求、甚至才能“构想”,人类认为是善的、对的、神圣的目的。根据此一推论,我们应当在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的权威之间,划定一道界限。”
   “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褊狭,都将构成专制。自由与隐私权最雄辩的维护者康斯坦,忘不了法国雅各宾党人的独裁,他宣称说:至少宗教、意见、表达、财产的自由,必须受到保障,不容横加侵扰。杰佛逊(Jefferson)、柏克、潘恩(Paine)、穆勒等人,也都各自列举了一些不同的个人自由,但目的都同样是不使权威过度扩张。”
   “然而,无论这个不准干涉的范围,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划定的,无论它是根据自然法、或自然权利、或功利原则、或某种康德所谓的无上命令(categorieal imprative)、或社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或是人类用来厘清并支持他们的信念的其他任何概念,来订定的,在这种意义之下,自由都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也就是:在变动不居的、但永远可以辨认出来的界限以内,不受任何干扰。”
   “既然正义的意义,是每个人拥有最低限度的自由,我们当然有必要对其他的人加以约束,必要时还可以强制执行,以使他们不至于剥夺在何人最低限度的自由。其实法律的整个功能,也就是预防这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成为拉萨尔(Lassalle)所讥讽为守夜者、或交通警察之类所代表的功能。 ”
   对照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消极自由的以上论述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英文原词
   negative freedom or liberty “消极自由”
   positive freedom or liberty “积极自由”
   可以断定,朱学勤为纪念伯林发表于《南方周末》“伯林去矣”一文中对伯林“消极自由”的诠释纯属信口开河 :
   所谓“消极自由”,其英文表达式是“freedom from something”,意为“不做 什么或免干什么的自由”;所谓“积极自由”,“freedom to something”,意为“做什么的自由”。
   朱学勤在文中还说:伯林对我们这—代人的启示,除了上述俄国思想史论著,最大 的贡献可能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一对概念。
   作为一位国内知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于“消极自由”这个可能是伯林最大贡献的概念诠释如此离谱,确实让我大出意外,惊呼:
   “可怕!
   没想到!
   朱学勤是大嘴?”
   西铁城君问到:
   “我不明白,像朱学勤这种著名学者为何不经查证英文原著就想当然呢? ”
   我也不明白,
   求教于各位,
   是朱学勤错了还是我看错了?
   注:据西铁城君提供,朱学勤先生对“消极自由”的如是解读另见:
   《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著),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360-362页。
   附录1(西铁城君提供):
   伯林去矣/朱学勤(《南方周末》)
   (1997)11月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同仁钱永祥先生来电,告知伯林去世消息。当时我在郑州越秀学术讲座讲学,错过了这一电话。但是冥冥中 似有巨手播弄,我那天的题目是《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临时即兴,竟以伯林治学风格为例,援引他那著名的比喻“刺猬与狐狸” 贯穿始终,引起听众很大兴趣,提问讨论时,甚至有听众这样间:“你自己是倾向于思想型的刺猬,还是学术型的狐狸?”13日回沪,永祥再次来电并传来悼念文章。隔海干里一线,心同此悲,不胜感慨。
   我们这一代学人如果不负心的话,应承认或多或少都感受过伯林 思想的惠泽?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他的《自由四论》和《俄国思想家》 曾在大学校园内广泛流传。我们第一次领受到英国经验派政治思想的 陌生性格,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第一次强迫自己试一试英国思想的 逻辑要求和低调风格,以收束十几年野马放缰式的思维方式,也是从 那个时候开始。也许再过一些年会看得更加清楚,我们这一代人之所 以能在文革结束不久很快走出上一代人的狭隘眼界,并不在于比他们 聪敏,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有幸较早接触哈耶克和伯林等人的异域思维 方式而已。这一经历,甚至能验之于海峡彼岸。1996年在威斯康辛,我 与那里的一个台湾留学生有道一夜长谈。最后十分惊讶,他没有大陆 生活的体验,但对毛泽东和知青一代精神世界的同情理解(当然也有 批判),何以超过那么多囿于市民眼界的大陆知识人?他告诉我,他之 所以能深入骨髓地理解二十世纪大陆知识分子的左翼追求,起源于 对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研读。那样由远及近治思想史,第一来自导 师迈斯纳的切身经验,第二则来自他自己读伯林《俄国思想家》这本 书的刺激。想到这些注事,是否可以这样说,伊赛尔·伯林的著作有 可能教育了海峡两岸整整一代中国人?
   伯林对我们这—代人的启示,除了上述俄国思想史论著,最大 的贡献可能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一对概念。所谓“消极自由”,其英文表达式是“freedom from something”,意为“不做 什么或免干什么的自由”;所谓“积极自由”,“freedom to something”,意为“做什么的自由”。伯林之前,有很多思想家总结英 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两种传统的区别,但谁也没有伯林说得这样 简明扼要。伯林概念一出,两者的区别鲜明凸现,以后在思想史课 堂上几乎不必饶舌费词,只要讲清这对概念,学生自会领悟。故而 钱永祥称这对概念是学政治思想史者人人都需经过的“小经典”, 确实精当。
   不过,伯林说这对概念时,是对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静态逻辑 对比,不是针对这样一种历史过程:如何从不自由,经过渐进理性 过程,达到自由状态。也就是说,他处理的是社会“静态力学”,而不 是社会“动态力学”。伯林落笔时确实有他童年时期的俄国生活体验,但是如果让他转换语境,不是面对静态逻辑而是面对动态过 程,不是在事后分析两种政治文化,而是面对一个动态过程从无到 有刚刚开始,他如何来考虑这样一个尖锐问题:俄国式社会生活如 何从那种坏的“积极自由”改变为好的“消极自由”?换句话说,不是 面对两条已经烧好的鱼——其中的一条已经烧坏为一锅鱼汤,只作一番深刻的逻辑对比,而是直接面对那锅烧坏的鱼汤,考虑这个 历史过程的逆向运作,如何把“汤”还原为“鱼”?如果置身于这样一个特殊语境,面对这样一个尖锐问题,凭伯林一贯坚持的严谨风格,我想,也许他会马上声明:这是一个更为艰难的历史过程,全新的“动态力学”,与他已经解决的“静态力学”貌合神离,不能混为一 题;静态逻辑分析属事后阐释,不是事先设计,不能代替动态历史过程,更何况是逆向的历史过程;“消极自由”再好,靠消极等待是等待不来的,“汤”在等待中永远是“汤”,而且是一锅更坏的“汤”;似应以积极态度争取“消极自由”,以消极态度对待“积极自由”,而不是相反,才能实现“消极自由”,告别“积极自由”,最终将“汤”还原为“鱼”。
   永祥文章中说,伯林入世关怀所在是犹太民族的命运,从来不曾讨论过涉及东方世界的议题。他的意思也是在提醒不同的语境 有不同的问题。可惜伯林去矣,再也无言,哲人之命运,一旦萎谢,就只能听任各种不同的解释风涌而至。而我以为,对他的最好纪 念,并不是堆砌翻译他的概念以炫学,似应尊重他本人的问题意 识,揭示他的具体语境,以使后人在不同的问题处境中创造性地实践他的思想?不仅对伯林如此,对西方其他思想作品似也应如此。在引进那些思想大师的同时,如何充分揭示异域思想与我们有不 同的语境,有不同的问题对象,以免误解误用,或过淮为枳,或变矛为盾?过去有教训,现在有误区,都是历历在目。
   最后,应该说一声感谢《南方周末》。大约6年前哈耶克去世,海外反应强烈,而大陆学术界因信息不灵,竟然无知无觉,贻笑大方。此次《南方周末》闻讯而动,迅速组织了这一期版面,做到了专业学术报刊没有做或不愿做的事,学术界因此而避免了一次在海外同行中蒙羞含垢的耻辱。
   摘自《南方周末》1997,11,28,阅读版
   附录2:
   消极自由的观念(伯林)
    正常的说法是,在没有其他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下,政治自由只是指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我本来是可以去做某些事情的,但是别人却防止我去做——这个限度以内,我是不自由的;这个范围如果被别人压缩到某一个最小的限度以内,那么,我就可以说是被强制(coerced),或是被奴役(enslaved)了。但是,强制一词无法涵盖所有“不能”的形式——例加我无法跳过英尺高;我是瞎子,所以不能阅读;或者,我无法了解黑格尔好作中比较晦涩的部分等。如果基于以上这些理由,而说:在以上这些限度以内,我是被别人强施以压力、被别人所奴役,那就是偏颇之论了。强制意指:某些人故意在我本可以自由行动的范围内对我横加干涉。惟有在某人使你无法达到某一个目的的情况下,你才可以说你缺乏政治自由。仅仅是没有能力达成某一个目的,并不代表缺乏政治自由。现代人的两个用语“经济自由(economic布局freedom)及与此相对的“经济奴役”(economic slovery),阐明了以上的说法。有入主张说:一个人如果穷得l某些法律不禁止他获得的东西,例如,一片面包、环游世界、或诉诸法院等,也无法获得,那么,他其实也就和法律禁止他去做这些东西,一样的不自由;但是,如果我的穷困是由于疾病——因为我生病了,所以我无法去买面包、或无法去为环游世界之行付款、或无法请求法院给予我公平的判决,正如因为我跛了脚,所以无法去跑步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做到某些事,基本上不能被指为缺乏自由,更谈不到缺乏政治自由。如果说我无法获得某些东西的原因,是由于别人刻意加以安排,使我无法获得足够的钱去买这些东西,但是别人却可以弄到那些钱,惟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认为我是被人强制、被人奴役。换句话说,“自由”这个名词在此处的用法,是取决于特殊的社会和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可用以说明我之所以贫穷和无力的原因。如果我是因为身心能力的不足,才导致物质上的缺乏,那么,我便只有在接受以上这个理论的情况下,才会说我的自由被剥夺了,而不仅诉说我的贫困。除此之外,如果我是因为经过别人的刻意安排,从而处于我认为是不公正、或不公平的情况中,那么我才认为是“经济奴役”或“经济压迫”。卢梭就曾经说过:“事物的本性不会使我们疯狂,唯有不良的企图,才会使我们如此。”我是否受到压迫,其判别的准则是:别人是否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使我的希望不得实现。在此一意义下,若我是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不受别人干涉。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愈大,我所享有的自由也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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