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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达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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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是现代中国政治革命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是现代中国政治革命的开端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任何民主力量在中国大陆无法生存。海外华人政治团体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进行斗争,尽管可歌可泣,尽管不屈不挠,但对于国内民主运动影响并不大,或者说,国内没有民主运动,几乎不存在影响问题。对于民主自由的呐喊,难以通过广泛的宣传渠道影响中国人民。

   没有人民的觉悟,没有以人民的支持作为基础,任何政治运动都只能流于形式,或只能非常有限的影响,尤其是海外的民主运动,无法代替国内的民主运动。与早期的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后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同,在清朝末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时期,国家主权处于外国侵略瓜分,内部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状况,社会革命可以通过组织政党和这些政党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广泛宣传,唤起中国人民的觉悟,通过武装革命来实现推翻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戊戌变法失败后,鉴于满清政府对革命的镇压,当时的革命组织首先在海外成立,但是在国内可以进行活动。虽然满清政府使用专制手段扼杀革命,但革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其中包括海内外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革命所需要的金钱和物质主要有海外华人政治团体和个人提供,而国内响应的是广大贫苦农民、工人。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还来自革命党的民族主义煽动,恰巧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是由满族人统治的,温柔的政治改革即保皇派的君主立宪制革命,没有人民基础,因为它无法满足中国广大汉族人民民族主义的愿望。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最早的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主张。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其政纲依然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民族主义加上这时提出的三民主义的确在汉族人中间具有号召力和煽动作用。推翻满清统治的力量不仅需要来自革命党(后来的国民党)组织,同时还需要中国其他政治力量的配合,尤其是当时孙中山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让出大总统的宝座。当国民党聚集力量准备北伐时,1921年中国共产党也成立了,由于北方大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国民党的政策不得不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在北伐时,国共两党合作取得了成功,直到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才结束了国共的蜜月。当时一个时期,中国的确是多党并存,国民政府甚至是国共共同执政(尽管以国民党为主)。但多党政府不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中国国民党决不是现在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它是不愿意其他政党分享自己的统治权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独裁专制政权顺然而生。当然,后来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专制统治刚好也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精神。

   现在的中国不是清末民国初的中国。中国的国家主权没有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犯,台湾没有独立,主权依然在中国人的手中;国家政权由汉族人控制,不会也不可能提出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煽动性口号;军事上,中国由于有核威慑力量,没有外国力量轻视中国;经济上,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并且中国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国家是专制统治,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在大陆生存,国家没有自身分裂的危险。上述一切可以说明,中国的民主政治既不能在外来干预下直接形成,国家内也没有在野政党或组织可以在政治上与共产党决一高低;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不像清末民国初那样,可以得到金钱武器,可以回国内宣传主张和组织暴动,进行武装割据,武装革命已经成为历史。那么,中国政治变革的力量应该是怎样的呢?

   一、物质的力量要靠物质力量来摧毁,共产党专制统治是物质力量,也一样是靠物质力量来摧毁。当然这里讲的“物质力量”不是马克思当年包括武装斗争的含义,物质力量指的是社会物质基础力量抑或经济力量和社会由此形成的人民的力量。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资本逐渐影响和控制中国政治制度,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一切都必然呼唤政治改革,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旧的政治统治即专制统治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变这种关系是一种必然的社会运动发展趋势。

   二、社会矛盾激化也必然呼唤政治改革。社会财富向少数人尤其是官僚权力对财富的占有,必将引发社会矛盾和使这种矛盾激化,并且因此会引起共产党内政治力量分化。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分化,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社会财富占有比例越来越不协调。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在共产党腐败问题上,共产党自身试图通过自己机制的调节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腐败带来的政治危机,但事实上腐败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没有民主社会权力相互制约的机制,共产党什么社会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共产党无法解决腐败问题,无法解决正在共产党内形成的官僚资本集团与共产党自身的原则,尤其与广大工人、农民日益尖锐的矛盾。共产党继续能够生存的条件取决于共产党能否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真正开展一场政治革命。

   三、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迫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就意味着专制的中国政府必须遵循世界统一的贸易游戏规则。大量的外资企业,急剧增长的对外贸易,中国的经济生活再也不能在闭关自守下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或者说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在民主政治和尊重人权的基础条件下进行的,这就必然限制共产党腐败经济规则下的垄断经济体制。如对于李嘉诚在中国和香港的经济垄断行为,世界经济体系是不允许的。中国的集装箱吞吐量的四分之一由李氏家族控制,已经引起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方的不安。社会资本力量影响政治,这一点不容质疑,但如果社会资本操纵政治,尤其是在专制条件下,资本力量很容易对政权政治进行操纵。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蔓延,只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制衡机制才能做到。

   四、共产党已经失去民心,没有继续执政的社会基础。但当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统治之前,共产党的政权依然是或者至少从表面上看是稳固的。前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如此之快,连西方几乎所有的研究专家都大跌眼镜。占六分之一的苏联共产党员,竟然不支持苏联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实际上,中国也同样,六千万中国共产党员并不支持共产党专制统治。已经失去党心、民心的共产党必然会引起政治变革,没有可以阻挡这种变革的任何来自共产党内的力量。

   五、互连网、电视、广播、报刊、资讯以及越来越多的对外文化交流,共产党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控制人的思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世界是什么样的,中国的现状是什么样的;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了独立的思想见解。这种现象主要还是来源于共产党所谓宣传教育的失效,这种失效是因为共产党所宣传的和它实际所做的完全是两回事。比如共产党官员经常宣传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宣传自己是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人们所看到的是恰恰相反,他们大都是压迫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在为人民币服务。多了一个“币”字,其掩盖的性质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于中国人民,瓦解和摧毁共产党的力量必然也一样来自于人民,只不过在现象上总是表现为共产党自身的变革。我们虽然理解本质上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事事。任何有意识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力量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推动作用在方向上、方法上是否正确。我个人不敢妄言,但我还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任何真正的民主力量不能寄希望于外国势力,也不能以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就可以一夜时间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尤其那种以为阻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形式和其他阻止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努力,不仅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利,而且还会丧失国内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于西方国家在人权等方面对独裁专制国家的制裁作用,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西方国家在制裁方面是有区别的,对付伊拉克、北朝鲜、前南斯拉夫、古巴等国家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由于其在联合国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其还是准超级大国,由于其在亚洲地区稳定与和平中的作用,由于中国大市场对西方国家经济利益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制裁,必须小心谨慎。事实上,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制裁,作用并不是没有,只是性质不同。改变中国的外部力量是世界,改变中国的内部力量依然是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前苏联和东欧变化的事实,也可以借鉴亚洲专制国家变化的事实,中国肯定要变,而且不能在大乱中变。有一条道路必须走,而且我认为这是唯一的道路,那就是利用社会的力量、社会的矛盾,媒体的渗透宣传力量,利用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觉悟,利用世界民主潮流对中国的影响力,利用所有可利用的国际组织力量,总之,利用所有可利用的力量,来瓦解分裂中国共产党。

   这的确具有讽刺意味,共产党靠共产党自身来摧毁自己。虽然许多中国民主党派(大都是在海外)有过许多促进中国政治革命的方案,虽然这些方案都是完美的,但可悲的是,中国政治的改革确实要通过共产党自身的改革实现,尽管共产党改革也是因为社会原因等促成的。同时,真正在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实现中国自由民主理想的还是共产党内形成的思想家、政治家。我不相信海外民主力量可以成为未来中国变革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能够分裂,而且中国共产党必定分裂,现代中国的政治革命从此开始。

   200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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