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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袖没有认错道歉的习惯——从陈水扁道歉谈起

   中国领袖没有认错道歉的习惯

   ——从陈水扁道歉谈起

   陈水扁这次不仅向整个台湾人民道歉,也向在野国民党领袖连战道歉,算上这一次,陈水扁上台以来五个月内一共有七次道歉,而李登辉在任十二年仅有三次道歉,显然不如民进党闲邪存诚知过必改的高尚胸怀。只要是人都会犯错,问题是能不能知错就改。尤其在中国专制统治体制下,领袖人物往往是决定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关键所在,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往往在历史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决定作用。

   中国的领袖在传统上没有认错道歉的习惯,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历史上的君王领袖从没有认错道歉的事例,有这样的事情已经被人们传为佳话,像唐太宗李世民从谏如流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毕竟太稀少,没有形成习惯,而传统形成习惯的是皇帝是“金口玉言”,伟大领袖是“一句顶一万句”,像皇帝将自己比作上天之子,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邓小平是“总设计师”,他们都是智慧、神灵和权利的象征,他们难道还能犯错误?更不可能存在向谁道歉问题。

   毛泽东不知有多少应该向中国人民道歉的事例,其实哪里只是道歉这么简单,他更应该谢罪。

   真诚的道歉首先要经过领袖人物自己认识到错误,然后公开承认错误,最后才到道歉这一步。毛泽东和历代的君王一样,自己心里认识错误没有问题,但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很难。不说三反五反冤枉了多少“反革命”,就说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毛泽东应该不应该向全国人民道歉(应该是谢罪)?那亩产万斤、十万斤究竟是事实还是谎言?相信毛泽东知道自己错了,但就是嘴上坚决不承认;再说“反右”,造成了多少像知识分子和讲真话的人的悲惨一生,为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有多少,连现任总理的朱熔基也是“右派”身份,相信后来毛泽东知道错了,但就是嘴上不承认;彭德怀想做魏徵海瑞式的死谏志士,那“万言书”也凝聚了亿万百姓的血泪,相信后来毛泽东知道错了,但就是嘴上不承认;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全中国陷入大混乱,大批判、武斗、政治迫害,有多少冤魂在九泉之下不瞑目?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真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相信后来毛泽东知道错了,但就是嘴上不承认。你想想看,一个心里认错,嘴上不认错的领袖,如何公开承认错误,更谈不上道歉(认罪)问题。

   毛泽东虽然不承认错误,不道歉,但是他必须接受事实。于是,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让刘少奇、邓小平重新收拾因大跃进造成的被动局面,自己韬光养晦,准备着另一场革命,夺取失去的权力;反右是反错了,但毛泽东可以退一步,就是给表现好的右派摘帽,其实这“右派”与“摘帽右派”没什么分别;打倒“彭德怀反党集团”虽然错了,毛泽东也只是让彭德怀去搞“大三线”建设,以示安慰;对于文革,毛泽东羞羞答答承认“三七开”,只承认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就是这三分错误也要归咎于林彪、陈伯达等人,还是自己不认错。毛泽东不认错也罢,这后来的继承者和中国的百姓也一样把文革的罪恶归咎于林彪、四人帮,仍旧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中国传统的君王或领袖总的说来都有不认错,更不道歉的习惯,我不敢说都是个人的品质问题,因为不认错不道歉是普遍现象,并非少数,所以我说这是习惯。民间有俗语说,“拉不出屎来怨茅坑”,就是说明明是自己的错误,这领袖人物总会找出一些理由将错误强加给他人,或者嫁祸他人,或者更加卑劣的对待指出自己错误的“下人”,决不认错,决不道歉。

   《三国演义》里有一段故事,是说袁绍有一谋士叫田丰,在官渡之战前,曾上书袁绍,指出不宜“妄兴大兵”,“恐有不利”,但有勇无谋的袁绍不听。按说官渡之战失败后,袁绍应该懊悔没有听从田丰的意见,应该重新考虑启用田丰,应该对田丰和全军将士表示歉意。所以,当袁绍战败后,有一狱吏向田丰道喜,意思是袁绍战败必定释放田丰。但田丰非常清楚自己今天必死无疑,狱吏不解。如果袁绍打了胜仗,田丰不仅不必死,还会将其从狱中释放,因为那样可以证明袁绍是英明的,倘若打了败仗,田丰必死,因为那证明了属下田丰的正确,袁绍自己成了草包。曹操手下的杨修也是同样因为太聪明,竟然超过主公,主公哪里还有英明?毛泽东在建设时期的行为同袁绍一样,自己的失败会让自己恼羞成怒,迁怒于他人。有一个故事,是说五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在蜜月之中,有一些知识分子对过分的亲苏政策提出质疑,但毛泽东将这些人全部打成反革命抓了起来。时过不久,中苏摩擦开始,说明这些知识分子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释放他们,向他们道歉,并且还应该记功。但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依然是反革命,依然关在狱中。毛泽东恼怒的是,自己是英明领袖、大救星,竟然还没有这些臭知识分子有洞察眼光,所以决不会认错,不能没面子。彭德怀也是因为说了实话,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大锅饭、大食堂等提出异议,毛泽东觉得自己脸上无光,也同样恼羞成怒,以为彭德怀的做法是贬低了毛,因此将其打成反党集团,永不得翻身,最后还是将其迫害致死。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一样,只不过邓小平躲过这一劫,后来有翻身的日子。中国的领袖是“武大郎开店——不能有超过自己个头的店小二”。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像法国的哲学家萨特对毛泽东的评价一针见血:“毛泽东作为人,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毛泽东作为神,又使中国人民跪了下来(非原话)。”

   中国作为领袖人物的,也只有在民主的台湾可以向人民或具体的个人道歉;中国的传统习惯领袖是不道歉的,但可以“摘帽”,可以平反,但决不道歉。在专制社会内,国君或国家领袖不可能道歉,认错道歉是民主社会的专利。其实领袖的下属或中国人民也没有要求领袖道歉的习惯,比如张志新被虐待被杀,最后结果也只是平反,有谁去向张志新的家属道歉?现在海外民运、香港民运有强烈要求为六四平反,但不会提出让共产党向人民道歉。中国的老百姓还不懂得要求道歉,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权利,当然,就是以后六四平反了,人民也就满足了。其实道歉就是认错的意思,有愧疚的意思。中国人民是跪着乞求平反,如果有平反,中国人民一样对屠杀自己、迫害自己、饿死自己的领袖感恩戴德,哪里还有更多的乞求!

   江泽民同志这次对香港记者发火,在电视上看得我目瞪口呆,羞愧难当。因为他是中国的国家主席,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当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领袖有这样失态的表现。江泽民同志说香港记者比起美国的华莱士“差多了”,那么同时中国大陆的记者差得更多。我当然不同意说我们中国记者(包括香港记者)真的比华莱士差,我们中国的记者如果说差,是因为中国记者是跪着采访领袖,香港记者是半跪着采访领袖,华莱士是站着采访领袖,不同不同,大大不同,如果中国的记者站起来了,就象西方记者一样,谁能说我们中国记者“差多了”。我很希望江泽民同志向香港记者认错道歉,但我也知道这不可能。

   韩愈说:“告我以吾过者,吾之师也。”中国的孔圣人都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中国的领袖自己表面上也是遵循圣人、古人的教训,你看,毛泽东就讲了很多好听的话,像“人贵有自知之明”,“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有错误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多么漂亮的说教,但是一遇到自己就完全变了模样,他实际做的是:只要你说得对,就必须打倒你,只要你说得比我还好,我一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林彪非常清楚这一套,所以他说了不多的一句真话:“谁说真话谁完蛋。”

   在专制社会下,领袖没有错误,即便有错误,或者可以掩盖,或者可以嫁祸于人,反正不会公开认错道歉。什么时候中国的领袖因为过错会向人民和政敌道歉,那一定社会制度改变了。

   2000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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