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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达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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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从网络大选开始

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海内外仁人志士都在努力争取中国的政治进步,目标就是改变现在的专制体制,顺应人类历史潮流,推动民主自由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冀希望于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冀希望于出现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天鹅绒革命”,通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形式来循序渐进完成中国百年以来的政治宿愿。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并没有让我们觉醒,我们依然希望中共党内出现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开明领袖,依然幻想中共自己会改变自己。为了担心所谓的社会震荡,也为了担心自己被“震荡”,我们还制造了很多假理论,假学术疏远政治活动。不错,中共是出现了我们曾经寄予希望的新领袖,但新领袖不是按照我们的愿望进行哪怕是稍微启动一下的政治变革,而是进行了令人寒心的铁血残酷统治;不错,中共是进行了一些政治变革,但这些政治变革是延续毛泽东主义的变革,是加强专制统治的政治变革,确切说是一种历史倒退。

   我们现在可以预言,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几乎是没有希望的。而政治独立批评和维权运动,虽然在观念上真正走得足够远了,但由于政府对各种资源的垄断,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作用。在这种“戈尔巴乔夫主义”遥遥无期,言论批评和维护权运动被武力边缘化的状态下,中国民主化运动要进行新的突破,已经是当务之急。

   目前的国际气氛也有助于促进中国民主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已经开始进入收缩阶段,因此,赖斯之后的政策可能会对亚洲民主带来一些新的着力点。虽然这次美国放弃了在联合国上就中国人权问题进行提案,这更可能表明一种新的思路。一方面,仅仅批判不足以推进中国的人权事业,尽管批判还应该继续下去。但是,同时需要比批判更丰富的政治手段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这一思路的转变也是对中共政治从本质上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批评只对正常人有效,而对于希特勒,只能使他产生被重视的快感。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说明,中国的民主更需要考中国人自己,那么中国人自己考什么?我们要靠技术革命来寻找新的政治机会。

   在亚洲,有利于中国政治变革的因素也在成倍增长。当吉尔吉斯斯坦传来按照中共所说的“颜色革命”的浪潮,我们临近的国家以民主变革的方式改变着社会,中共当局恐慌了,他们无法掩盖自己的胆怯,因为一个庞大的专制中国已经被民主所包围,也就预示着中国必然的未来。“天鹅绒革命”、“橙色革命”、“玫瑰革命”这些都是以人民的力量在震撼一切腐朽的专制体制。东北亚韩国、日本,东南亚印尼、菲律宾,南亚的印度,中亚的阿富汗、吉尔吉斯、蒙古等,民主自由浪潮在亚洲的席卷已经动摇了中共的专制统治,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正在被人类召唤。

   我们承认中国的国情和现实,中国人民在暗无天日的压迫下的确还没有觉悟,还没有喘过气来,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包括共产党专制的延续,人民依然在默默忍受。这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羞辱。难道中华民族要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被解放的民族吗?难道广大中国人民要永远承受祖先留给我们的忍耐吗?

   我们对中共的残酷统治揭露,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仅仅存在于理论中。要改变中国政治,理论固然重要,但没有行动亦枉然。近来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发生的“颜色革命”不仅是人民的觉悟,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的反对派。中国的反对派在哪里?是在海外的民主运动吗?是在中国大陆众多的异议人士吗?这些孤立的个别的斗争是多么的可歌可泣和多么的悲壮,中共用子弹和监狱在吞噬在回应,他们没有任何理性和人性,他们将反对的声音消灭于无形,他们继续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欺骗蒙蔽中国人民。是的,我承认,反对派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我指的是反对派的力量。

   那么好吧,我们已经无可奈何,我们已经忍无可忍,就迎接反对派形成吧!

   流亡加拿大的著名学者任不寐先生提出倡议,发起中国网络大选,我看这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尝试,重要的是要形成反对派。反对派是在民主运动的合作中形成的,不是在鸡毛蒜皮的互相反对中形成的。现在,中国的反对派运动的条件已经非常成熟了,中共50多年的统治制造了那么多受害者,这些庞大的受害群体已经构成了建立反对派的必要条件。任不寐的倡议书呼吁“中国公民、包括中国大陆人、香港人、澳门人、台湾人、新疆人、西藏人,以及所有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和经济文化组织支持并参与‘中国网络大选’运动”,事实上已经把反对派的政治渊源说出来了。但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一直无法形成呢?有人说中国政治的专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我看这不错,但第二个耻辱是,在这样的耻辱下,中国各家反对力量却无法形成一个临时统一的反对运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不能把责任仅仅推给几个搅屎棍,这几个搅屎棍的作用与另几个爱惜羽毛却吹毛求疵的精英比起来,作用是一样有限的。真正的障碍是本位利益和观念陈旧。这些本位利益和陈旧的观念使任何进一步合作都不可能。一些团体可能在内部是无私的,但一进入合作领域,就开始计较本位利益。我觉得,如果中国不能形成反对派力量,你就该接受专制。

   还有就是观念问题。任不寐的倡议书申明:第一,不再求告或通过政治批评给中国当局施加政治改革的压力,而把这种精力节省下来自己直接进行民主选举运动。第二、这一运动仿佛置中共当局于不在,中共既不是民主程序上的朋友,也不是敌人。倡议书说,让我们告别一个否定时代,进入一个肯定时代。关于北京错了,我们过去已经说得太多了。这并非没有必要,舆论和道德压力之下的北京一直被迫做出了某些调整。但是,关于怎么是对的,当前,中国的政治理论基本上满足于20世纪西方的反极权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却没有充分考虑本土特别和时代特点。什么是本土特点,就是中共是不完全同于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新的极权类型。什么是时代特点?一是世界民主化的绝对政治优势和网络信息时代提供的自由机遇。我认为,中国网络大选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一次实践。正由于考虑了中共统治的中国特点,单一的否定运动被视为无效,从而必须转向肯定运动。正式考虑网络技术的突破,这一肯定运动在现实中才成为可能。

   网络大选,好就好在有网络。共产党企图占领和把持网络,我们就是要利用网络进行斗争,并且利用网络形成中国的反对派。这也许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长久的斗争模式,不必理睬当局,就当它不存在吧,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种尝试,一种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尝试形式,或者这就是中国的“革命”形式,不同于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但也许是行之有效的一种中国式的“革命”。

   这个“革命”同样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但却可能在根子上对独裁体制进行了釜底抽薪的瓦解。一方面,网络大选形成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它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暗示,一种几乎具有戏剧效果的对专制的巨大藐视。从心理学上看,一个坏人并不怕你骂他,但他无法容忍人们对他的熟视无睹和蔑视。中国网络大选是一场反对派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藐视运动。当所有的人再也不讨论CCTV和北京领导人的时候,也就是那里被真正告别的时候。

   当然,这一尝试还面临着很多困难。自古以来,一切“新政治”、“新思维”都会面临很多困难。对于中国网络大选来说,一方面,缺乏想象力的自由派一时间不可能全部理解它,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必须选择新的道路。从李慎之、王若水到赵紫阳去世,这一系列政治悲剧已经要求活着的人们想出一些办法来,别让类似的悲剧发生在更多人的身上,或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确,随着中共的日益法西斯化,即使对北京的批评也在强化它的政治知名度。这种仅仅以批判的方式存在的自由主义运动应该转变思路。目前,批判越来越仅仅具有道义象征意义,而缺乏政治意义。面对不怕热水烫的死猪,批评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制,这种封锁会影响网络大选的正常开展。现在还不知道,最近以封锁高校BBS为代表的网络管制是否与网络大选有关,但这一举动肯定会进一步影响以网络为基础的民主运动。

   但是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最好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就是转变观念,从自由主义的大局出发,参与、支持并不断修正这一运动,使中国网络大选真正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运动。

   2005年3月25日

   附:退党运动与中国网络大选

     ——在渥太华“九评”研讨会上的发言(2005年3月20日)

   任不寐

   很荣幸第二次到这里与大家再次讨论中国的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问题。我今天想就退党问题谈谈“议报论坛”网站推出的中国网络大选项目。让我们祈祷中国政治上的春天也同时降临。

   对中国专制政治的否定与超越,在当代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叫“第二种忠诚”,对党和政府的批评以“为了党和政府好”的名义进行。这一阶段也可以叫做乞丐式自由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是彻底否定,从焦大状态进入自由主义的文革状态,即彻底批判中共,逢共必反。当然,这一切否定总的来说都是理由充分的。

   第二阶段我看基本上可以以退党为代表,这一阶段相当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它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和道德自洁运动。这一运动必须明白,退党的进程主要取决于党员的道德上的觉悟,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退党面临着一些困难。有朋友说我们要向大陆讲真相,然后他们就退了。我要泼点冷水。江泽民先生以及中国人民不一定比我们更不了解真相,也许他们更了解。他们入党绝不是因为党是好的,恰恰是因为党是不好的。腐败不是他们退党的理由,恰恰是他们入党的理由。

   所以我说,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运动面临着举世罕见的困难,第一,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理性启蒙问题。把启蒙视为自由的当代核心是一种幼稚病,江泽民主义者比你更了解"启蒙知识",但他就是不象说的那样去生活。党规国法已经限制了邓小平开枪,但这一制度就是无法限制他滥用权力。中国的专制主义的秘密不在于人们不了解专制的黑暗,恰恰相反,它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人们了解它的黑暗并希望搭便车进入这个黑暗体制获取“平均利润”以上的利益。第二,它是一个道德启蒙问题,但是这种道德主义的运动,如退党,面对的是灾民理性或实用的、机会主义的世界,这一世界从根本上不赞成你的原则,因此,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很难在中国推开。我们必须明白,“中国”没有“甘地”不仅仅是“甘地”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我知道我与法轮功的朋友们一直有一个分歧,那就是我坚持认为,这个中国问题最终表现为中共文化的问题,而起初就是中国文化的问题。我觉得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共产党是所有共产党中最黑暗的。它现在仍然“屹立”在世界的良心上,足以说明这一点。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面与共文化最黑暗的一面结合的缘故。我也提醒大家注意,江泽民上台以来,中国事实上掀起了一场复古主义运动,这不仅是中共对意识形态危机的救援,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包含着支持东方专制主义的核心秘密。你不能总说,中共在歪曲基础上利用了传统文化,而你就能在忠于传统的基础上发扬了文化。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江泽民时代搞的尊孔、尊皇运动,在学生教材里塞进的那些四书五经,有哪一点比你更不传统呢?这些传统文化从本质上看就是以道德压倒信仰,这种“道德流氓”的所有道德批判唯一的目的是建立自己上半身的专制,无论政治还是文化,都是如此。这种道德机会主义不仅自己不相信信仰下的真理热情,也不相信别人如此。在这种可怕的心灵愚昧中,在这种灾民经验、精明和心理疾病中,他只能相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肯定有着别有用心的盘算,只是他现在还没有发现而已。它要把结果交给时间。或者,他要问——退党有什么好处?退党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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