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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达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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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阻挡的“北伐”洪流

   难以阻挡的“北伐”洪流

   赵达功

   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也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纪念日,对于香港人来说,七月一日这一天有着双重的感受。作为中国人,脱离百年殖民统治,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值得庆祝;但同时,在回归后的七年当中,中共当局对“一国两制”不断食言,拒绝香港广大市民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不仅企图以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来限制香港市民原有的自由,而且更不顾香港市民的呼声,使用强权政治手段,阻挡在2007年和2008年实现特首和立法会的民主选举。这自然激怒了香港民主政党和广大香港市民。从去年七月一日五十万香港市民大游行,到今年七月一日继续声势浩大的游行计划,看得出香港市民对民主制度的渴求程度,也看得出香港市民已经完全失去对中央政府“一国两制”政策的信心。

   为什么中共当局自我否定“一国两制”?为什么非要强行就二十三条立法(虽然已经失败)?为什么拒绝香港人民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按照中共曾经的说法,香港不能成为“反共基地”,可以进一步说,中共是害怕“政治北伐”。

   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遭受“南伐”,“南伐”一直在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远的不说,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就是蒙古人和满族人“南伐”的结果,但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都一直是北伐。邓小平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也是进行“北伐”。首先是建立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铺开路子,然后扩展到全国各地。

   中国的北伐有其历史背景和地理背景,西方文明的传播首先是在中国的东南方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建立首先是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况且历史上遗留了香港、澳门两个殖民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中共一直闭关锁国,拒绝开放,阻挡“蓝色文明”进入中国大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需要两个引进,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一个是海外资金。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港、澳、台大量资本的涌入,促使中国大陆经济飞速发展,改变经济制度的“北伐”也就这样开始了。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政治制度也必须实行改革。中共当局清楚,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政治制度改革,难以完善和巩固。所以当年中共内部也有政治改革的呼吁,甚至中共领袖胡耀邦、赵紫阳都提出过政治改革的愿望,但都流产了。尤其是江泽民成为中共领袖以来,完全摒弃了政治制度改革,“发展就是硬道理”成了座右铭,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成为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任何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江泽民拒绝政治改革,因为这样做会危害中共专制统治,尤其是危害他们集团自身的经济利益。

   中共当局实行“市场经济北伐”,但却一直阻挡“政治制度北伐”。尤其是香港、澳门回归,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也带动了大陆人民对政治制度变革的要求。从南方的媒体与北方相比较,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媒体的自由程度比北方高出许多。从最早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到《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都由于自由程度高,先后搅动中国政坛。从《深圳青年报》《我赞同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到《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刊登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要求政治改革的文章,再到《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SARS和揭露大学生孙志刚被活活打死案件,南方媒体在扮演催动中国政治变革的角色。这说明,经济制度的变革呼唤着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南方媒体在悄悄的进行“北伐”。

   中共对政治制度变革非常敏感和警惕,对媒体进行铁碗控制。《深圳青年报》早就被扼杀,《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被封杀,对《南方周末》的整顿“掺沙子”,借口贪污和行贿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前总编辑和总经理程益中、李民英、喻华峰等三人拘捕和判刑,都表明中共当局对南方媒体自由程度的恐惧。

   如果中共当局允许香港加快民主进程,香港的民主政党有可能在香港政坛成为主导力量,这样,中共当局就无法控制香港政治制度对大陆的影响,首先是对毗邻的深圳和广东省的影响,骨牌效应是中共当局最惧怕的。香港的电视新闻被广东省宣传部门严密监视,并通过技术手段,不让深圳和广东人民知道真相。香港“七一”大游行的消息不仅在中国大陆媒体没有任何报道,香港的电视信号也会被卡断。不过,难以控制的是互联网,越是控制,大陆人民越是想知道真相,越是期望新闻自由和政治变革,政治“北伐”的洪流是阻挡不住的。

   200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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