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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和欺骗农民何时休!——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如果说河北省二○○四年“一号文件”是在维护权力资本和富人的利益,那么中央二○○四年“一号文件”正好与河北省“一号文件”相反,表达的是要维护农民利益,是要体现党对最贫困阶层农民的关心,是把“重中之重”放在增加农民收入上。真是老天有眼,皇恩浩荡啊!中央“一号文件”就是要把九亿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显示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专制政权利用和压迫农民 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揭穿共产党的虚伪和一直掩饰的“皇帝新衣”。我们知道,中共是靠农民起家的,中共的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都是改朝换代的革命,从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基。即使农民革命成功,农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新皇朝而已,农民依然是社会的最底层,依然是被奴役和压迫的阶层。中共延续了历代中国封建皇朝的历史,他们利用农民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又在奴役压迫农民阶层中巩固政权,延续封建专制统治,只不过没有了皇帝这个名称罢了。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与李自成、洪秀全的战略没什么两样,都是利用贫苦农民夺取政权。不同的是毛泽东披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接受了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的教训,玩弄农民的权术高人一筹。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毛泽东就利用维护“农民利益”这个诱人的口号,走上不断欺骗农民的里程。“土地改革”似乎是在实现“耕者有其田”。可是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不仅把农民的土地重新剥夺回来,而且连农民本身也要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之成为新的农奴。

    五个一号文件未解决三农问题 在包产到户的发展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九八二年到八六年,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注)。这五个一号文件,除了没有触动土地所有制之外,主要是扩大包产到户,延长承包期限,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和农业税,以利农业生产,也就是所谓“调动农民积极性”。但为什么时隔近二十年的今天,农民还是穷?剪刀差还是在继续扩大?城乡对立更是尖锐!近五年来,粮食产量一直在锐减,农民收入越来越少,农村越来越贫困。虽然表面上中国经济经历了二十多年繁荣发展,但是居住在农村的九亿农民人均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九点一,而农业产量增长仅达百分二点五。为什么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关键是根本制度。一党专政的制度不改,农民的命运就永远掌握在“公仆”手里。土地不还给农民,农民就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在这种体制下,不要说五个“一号文件”,就是再来十个“一号文件”,也不过是怎样把农民骗得老实一点,不再“逼上梁山”罢了。

    矛盾激化第六“一号文件”出台 如果说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虽然一党专政体制未改,他们对“三农”问题的关心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处境,那么江泽民时代农民就连这种有限的关心都得不到了。江泽民好大喜功,抛出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其实他从来不想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他所支持的就是权力资本膨胀,支持是的富裕阶层的发展。在他的统治下,中共官员的贪污腐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尤其是农村越来越庞大臃肿的官僚权力集团,利用权力,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江泽民统治期间从未发“一号文件”强调解决“三农”问题,因此“三农”问题在此期间变得越来越严峻。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解决了资本原始积累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但资本吃人不吐骨头,不仅吞噬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也无情的吞噬农民的血汗。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经达到4.5以上,成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贫富悬殊,权力和富有阶层的炫耀,导致了“仇富心理”蔓延。穷人和富人誓不两立,在共同引爆积聚起来的火山。发生在哈尔滨的“宝马案”,展示了中国富有阶层对农民和穷人的敌视和轻蔑,众多的农民工被长期拖欠工资,数以千计的农民矿工的生命葬身井下,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等卑鄙商人对农民的欺骗,农民已经忍无可忍。“革命”这个共产党曾经用来夺取政权的法宝,如今共产党自身也要面对了。

    社会矛盾激化,已经演变成有可能危害中共专制政权生存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于是,在胡温体制下的第二年,第六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中央开始“关心”农民利益了,中央开始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了。是不是中共真的下决心解决“三农”问题?我看不是。前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没有解决“三农”问题,难道第六个就能解决?

    解决农民问题是制度问题 我不相信中共能真正从农民利益出发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从前五个“一号文件”来下判断,而是从中共历来的谎言得出推理。比如说,中共反腐败吗?中共下了多少文件反腐败,恐怕数也数不清了,但结果如何?腐败竟然越反越多,成为中共党性的一大特征。“三农”问题和反腐败一样,都是一个体制问题。一党专制根本不存在制约机制,所谓反腐败只能以失败告终,何况中共高层已经成为最腐败的极权集团,哪还有什么真的反腐败?解决“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是在作秀,只不过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的权宜之计罢了。

    温家宝总理对数字最感兴趣,脑子里装了很多数字,他曾经面对中外记者说到这样数字事例: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若按十二万算,那么,“民众人数”与“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是21:1;按十三万算,则是22.8:1。这里所说的“民众”就是农民。那么,请问中共当局,你能解决这个比例问题吗?我可以回答,中共无法解决。为什么?因为中共就是靠庞大的吃财政饭的官僚体制来镇压农民,剥削农民,维持其专制政权。所谓减负增加农民收入不过是一句空话。

    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根本是个制度问题,中共不从根本上认识,不愿意触动专制体制,所有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只不过是再次重复欺骗农民的谎言而已。

    (注)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一九八三年一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为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一九八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三十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4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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