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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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六四我们做些什么
·当局提前对民间反腐败维权网站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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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运动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十七大后维权运动前景分析
·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先生逝世,追悼会让当局草木皆兵
·包遵信追悼会让当局惊恐万分
·林雄在深圳能有所作为吗?
·义和团咋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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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与六四,母亲与人性——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写
·希望也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
·新闻开放是昙花一现,中共终于露出狰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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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强心剂


    1.梁启超的“自觉”
    2.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三民主义”
    3.国共两党打民族主义牌和抗日战争
    4.毛泽东在大陆和共产世界玩民族主义牌
    5.邓小平和江泽民利用民族主义维护专制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亡国有两次,一次是蒙古人的入侵,元朝取代宋朝,一次是满州人入侵,清朝取代明朝(现在人们不愿意承认亡国,说那是不同民族争夺中央权力的朝代形式)。由于国力衰败,清末开始遭受西方国家入侵,直到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才告结束。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华大地一直没有间断外敌的入侵,这100多年来,割地赔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饱受战争的蹂躏,贫穷的煎熬,很自然滋养了国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两次亡国的经历并没有泯灭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反而由于中原文化对异族的同化,特别是对满族人的彻底同化,疆土面积的更大的扩充,更鼓励了中国人自古就有的“合群的自大”传统,自以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因此,当发生外族或外国入侵中国,甚至灭亡中国时,中国人也往往会寻找外界理由,也可以找出世界上野蛮民族对文明民族征服的事例,但从来不从本民族文化上找原因,甚至也不愿意从制度上找原因。
    形成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基础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沉迷在华夏优秀文化中,以为中国不仅是个大国、强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中国的文化也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在闭塞的国度中,沉醉于自己的文化和优越感中,即使不断受到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侵略(也同时不断侵略周边国家和民族),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始终没有丧失过,就象后文梁启超“自觉”的观点一样,尽管蒙古人、满族人灭亡了中国,但那是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如果局限于亚洲,局限于清朝以前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也从来没有现代这样高涨,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特别的举国民族主义。问题在于我要说的第二点。
    二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这才是真正掀起了近代和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与清朝以前的中国历史不同,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门户,不同于蒙古人、满族人。本应该让中国人看清楚,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包括地理上、文化上),西方民族不是未开化的蛮夷,基督教文化并不落后于孔孟之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经济发展并不落后于中华帝国。但是,中国人并不这样认为,总是抱着固有的华夏中心观念不变。义和团运动充分表达了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传统思想在民间根深蒂固,以至于直到现在,普遍的中国人还不能放下中华民族传统的臭架子,还在自吹自擂,自欺欺人。其实,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恰恰是说明中国人自己感到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又不愿意承认落后,尤其不愿意承认自己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从清朝皇帝到后来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都是采取愚民政策,而中国百姓也都乐意接受愚昧的民族主义宣扬。尤其毛泽东时代,在科学上一直向人民灌输“四大发明”,“两弹一星”,“胰岛素”,“万吨轮”等中华民族的成就;在经济上,吹嘘粮食年年增产,甚至曾经用“大跃进”、“亩产万斤”、“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等来欺骗世人,麻痹人民,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大吹大擂,“挽救了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率每年递增7——8%,人民安居乐业;在军事上,蔑视西方列强,鼓吹“人民战争”,宣扬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甚至鼓吹恐怖主义“超限战”;在政治上,顽固坚持专制制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掩盖制度落后的“皇帝新衣”。
    专制制度依靠民族主义来维持,民族主义在专制政府煽动下走向极端。

梁启超的“自觉”

    晚清戊戌变法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都被国人看作是民族耻辱。失败的原因自然要归咎于腐败的清政府,但决不是汉族人的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可以比较的是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而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是“鞑虏”满族人的中国,因而这种失败具有民族主义悲愤色彩在内。明治维新确定的天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加强了皇权统治,但是试图维护皇权地位的戊戌变法,却惨遭绞杀。假定清王朝不是满族人的王朝,皇帝是一个汉族人,就不会发生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旗号的辛亥革命。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首先是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就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梁启超也不得不对辛亥革命大加称颂,这是民族意义所在。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中说,辛亥革命的意义简单可以归结为两点,“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结果。”他把“自觉”解释为:“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潜在的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梁启超在80年前发表的这篇文章,其观点的确代表了中国整个民族(汉族)的心态。历史地看问题,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必须的。但是如果按照现代观点来看,甚至如果将当时的民族主义拿到现在使用,那的确是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其中的成分中还含有种族主义。如今的中国,依然没有完全改变这种心态。
    产生于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民族平等精神,并没有被中国人接受。极端民族主义与专制制度是互为生存条件的,专制统治者利用民族主义强化专制制度,维持专制统治,而民族主义在专制制度下,可以滋生更极端的民族主义。请读者接下来耐心阅读梁启超文的论述:
      “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糜弱,碰着外来游牧骠悍的民族,很容易被它蹂躏。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个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如何。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家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旦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自五胡乱华以来,跟着什么北魏呢,北齐呢,辽呢,金呢,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州,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吞没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的这份财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象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就象同胞兄弟一样,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傲也罢,总之我们断乎不肯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份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地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州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中国人被满州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州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州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接受。这并不是争什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的观念传给了后辈,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而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倡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刺激,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结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了。”
    梁启超整篇文章都是自大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炫耀,充满了对“蛮夷”民族的鄙视。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人类幸福的源泉,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打肿脸充胖子”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惯用的手法,鲁迅描述的阿Q精神就是如此。明明是亡国了,还要吹嘘“骨子里已经是满州人被中国人征服”,明明甲午战争败给了日本,却硬埋怨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更可笑的是对于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梁启超不以为然,嗤之以鼻,认为“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公共信条”,“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底,只比欧洲人发达得早,并没有比他们发达得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得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然是对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
    如果一个民族在被侵略、瓜分、欺辱的环境中,依然不去从自己的传统封建文化,自己落后的制度中找答案,甚至把落后失败归咎于外来原因,在文化上孤芳自赏,闭关自守,这个民族真的就难以救药。梁启超嘲笑犹太人、印度人不如汉族人,前者是“整个”不是“国民”,后者既不是“整个”也不是“国民”。但是他没有想到犹太人和印度人现在已经既是“整个”也是“国民”了。
    梁启超的“自觉”观念也一直延续到共产党专制统治时代,如“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那么,当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国家对中国批评时,中国政府就反驳说是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实就是因为西方国家不是中国人,所以无权管中国的事情;但实际上中国人也无权管中国的事情。

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三民主义”

    的确,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最主要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场革命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首先是要恢复汉人的统治,其次才是“三民主义”。虽说辛亥革命不仅仅是民族主义革命,其“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但民族主义口号是确保动员民众对革命的认同,因为民族主义是唤醒民众的唯一途径。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对“驱除鞑虏”纲领解说:“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巳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恢复中华”之解说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洽,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显然,孙中山所进行的辛亥革命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点的,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民族主义觉悟。如果用现在的观点看,孙中山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别说孙中山的觉悟程度在当时是最高的,唤醒中国人民觉悟的利器一定是民族主义。不以民族主义作为基本出发点,是不能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汉族人)拥护的。就是因为中国是被外族占领和统治的,作为有着深厚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汉族人,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民族仇恨是汉族人集体的仇恨。三民主义其中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就是要确定汉人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尽管后来孙中山又进行了纠正,提出“五族共和”,但他始终顺从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五四运动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并主张引进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以便割裂传统封建文化,图谋强国富民。中国近代史的政治斗争一直围绕民族主义问题进行,各种政治力量都打“民族主义”这张牌,民族主义是唤醒中国民众觉悟的主要法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靠民族主义,国共两党的斗争也是将民族主义作为锐利的武器。固然从现在看,三民主义要比外来的共产主义好,但三民主义也是从西方民主思想、宪政思想来的。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理想,从字面上看要实行的是一种民主政治,但实现“民族、民权、民生”却走的是专制的道路。孙中山逝世过早,就是他在世多几年,相信三民主义也是企图在专制制度下实现。原因是孙中山受俄国革命影响,模仿苏联一党专政制度,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主张(参阅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这就是“党国”的来源。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指出:“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蒋介石实行“训政”是遵循了孙中山的遗志,就是独裁,就是专制。不过,国民党实行独裁还算是公开的,并且承认其是过渡到宪政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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