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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达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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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与民众无奈的犬儒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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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玩民族主义牌的

   毛泽东首先是专制主义者,其次才是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捏合在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专制制度找到了更好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的巨大野心

    1949年共产党改国号以后,长年战争的浩劫,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人民渴望休养生息,在和平的环境中重建家园,对共产党给予了高度的信任和支持。朝鲜战争让共产党得到一次煽动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机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口号,这个口号得到了当时刚得到实惠的中国农民、工人积极响应。本来“输出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纲领,就是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援助那些正在斗争的国家人民。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运用共产主义理论来发动群众,而是用“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口号来作为出兵朝鲜的理由。因为在共产党宣传下,中国人民都相信,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在朝鲜胜利,意味着美国威胁中国的国家主权,意味着蒋介石集团将很快反攻大陆,人民将失去土地,失去到手的革命成果,“还乡团”打回来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朝鲜战争的“胜利”(实际上不存在胜利)满足了中国人民民族主义心理,共产党在穷苦百姓中的声誉提高,也同样为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建立民族主义的基础。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危害极大。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毛泽东的确想一鼓作气拿下台湾,但朝鲜战争削弱了共产党的实力,同时也由于朝鲜战争美国决心保卫台湾,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使得解放台湾成了一句口号。这时毛泽东暂时把台湾问题放在一边,全力进行国家建设。实际上毛泽东又一次开始了韬光养晦,准备积蓄力量,争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位置,企图确立毛泽东个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的领袖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掀起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同时也再次将蕴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华夏中心”观激荡起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老大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崇高地位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总想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政党,使自己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想与中国历代帝王的思想一样,其野心可以与袁世凯半斤八两相比。不过不同的是,中国历代帝王的野心都在中国,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毛泽东可比历代中国皇帝的野心大,他是想借助于共产主义思潮,把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中心,把世界变成中国的天下,让自己成为世界人民的领袖。所以毛泽东根本瞧不起历史上的三皇五帝,瞧不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是不是中国人?)等,他还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怎样实现自己的野心呢?身在中国,首先要中国人承认,然后才能推向全世界。

    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还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只有利用民族主义才能确定自己独裁者的地位。民族主义经常要以爱国主义来作为表现形式,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必须在民族冲突、国家冲突中显示出来,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等方面体现出来,甚至是在侵略、扩张、称霸等形式中得到确认。

从大跃进到反苏修

    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狂热。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到了大跃进年代,更是荒谬到了极点,企图“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超英赶美”。毛泽东曾预言,“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

    1962年是三年大饥荒的最后一年,中国已经有3000万人被活活饿死。不知道是不是历史巧合,这一年10月发生了中印边境战争。中国人民在饥寒交迫中,依然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共产党专制制度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由于浮夸风引起的贫穷、饥荒等国内社会矛盾被转移到民族矛盾上来。不仅如此,共产党利用控制的宣传机器,向人民灌输饥荒来源于“自然灾害”和“苏修”的逼债的谎言,以此煽动对苏联的民族主义仇恨。而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民的确被共产党愚弄和欺骗了。郭沫若有《满江红》吹捧毛泽东与苏联对抗和鼓动民族主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粲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吕大渝在《走近往事》一书中回忆:“关于那场灾难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直言不讳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否定了毛主席所说的三条,即政策偏差、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但传达给老百姓的信息却是:因为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利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单方面撤退了援助中国经济建设项目的专家,并向中国逼债所致。百年来,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导致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苏联这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不只激发了成年人的民族情、爱国心。就连我这样十几岁的少年人也有着一种非常悲壮的感觉,就像《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和许多人一样,在每次讨论粮食定量的会议上,我也自愿地把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决心分担一些毛主席肩上的重任。”由此可见,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是利用了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自尊心来掩盖他们对人民和国家所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欺骗的善良的中国人民,在民族主义精神驱使下,容忍和接受了共产党的暴政统治,甚至维护专制制度和毛泽东的独裁,相信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毛泽东嘲笑苏联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鼓吹暴力革命,嫉恨苏联与西方和解,攻击苏联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以此确定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序幕的1965年秋天作了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表达了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幺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国,但还是在1964年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接下来又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和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些都极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自尊心。毛泽东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思想,使中国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什幺盟友和支持者,加上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就更显得孤立。中国周边都是敌人,苏联是敌人,朝鲜也是修正主义,日本、南韩、台湾、印度、南越等国家和地区都是敌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敌人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越是敌人多,越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毛泽东就在这种孤立的环境下,煽动中国人民“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并积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实际是想称霸──作者注)”。

文革中的民族主义狂热

    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最狂热的时期。当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非常自信,他们说,“今天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后胜利冲去了,资产阶级要彻底完蛋了!”“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

    贫穷而孤立的中国,凸显出“中华民族屹立在东方”,凸显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从此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潮。中国的孤立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从两个方面都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中心位置。首先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从屈居于苏联老大哥的小老弟地位一跃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平起平坐并且意思是高于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其实能够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对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集团,也仅有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中国尽力拉拢的共产主义国家只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越南、北朝鲜等为数极少且从中观望、调解以得到中苏斗争实惠的国家。中国主要还支持那些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的原教旨马克思列宁主义游击队,在全世界煽动武装叛乱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争,在思想、组织、物资和金钱上予以大力支持。凡是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各国共产党组织,一般在共产党名称后面的括号里填上“马”字,以表明组织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组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组织(毛派组织)。因此,在毛泽东去世前,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武装叛乱,大都隶属于毛泽东思想麾下。如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亚洲临近国家,武装叛乱一直威胁所在国政权和社会稳定。这些都是要表明,中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领导地位,极大地煽动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直到现在毛泽东武装颠覆思想依然存有市场,尼伯尔毛派游击队已经咄咄逼人,威胁着尼伯尔民主政权,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其次,中国要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并且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中扮演第三个准超级大国的角色。这些都是旨在确定国际社会承认中国是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毛泽东喜欢冒险,喜欢拿中国人民的生命冒险,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以满足个人野心。正值文化大革命时的1969年“珍宝岛”事件,毛泽东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时期,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冒险与强大的苏联军事对抗,的确也满足了中国人民族主义心理膨胀需求;1974年,中国又在西沙群岛与美国支持的南越发生了军事冲突,再一次鼓动中国的民族主义。凡是中国对外发生战争时,共产党政权就得到人民的支持,这种支持就是对共产党专制统治制度的支持,就是对领袖个人野心的支持。民族主义成了专制统治的强心剂。

    原载《北京之春》200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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