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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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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弦:读章诒和《史良侧影》兼谈名人的尴尬

章诒和的《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中,章,史两户名门世家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是二十世纪历史长卷中的一折。

建国初期,史良(1902-1985)是民盟副主席,司法部长;作者的父亲章伯钧(1895-1996)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长;其母李健生是民盟盟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  

(一)  作者笔下的史良阿姨

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和细腻,活生生地描绘了“一代风流人物”——史良的风貌,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人轶事。行文富有人情味,在政治逆流中,仍保持和平心态,不计恩怨情仇。情意绵绵,为人间留下一份真情。这是作者的文品,也她的是人品。

作者从孩提时起,对史良的天生丽质,气度,品格,一直是羡慕和崇拜得五体投地。解放初期,史良已五十多岁,而作者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女孩天生爱美。她写道:“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已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阿姨,就好了”。
   
史良与章伯钧的私人关系很好,因而章史两家亲密无间。从几件生活小事可见一斑:有一天,史良送来两打雪白的洗脸毛巾。笑眯眯道:“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一次,伯钧先生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用宜兴小罐闷好鸡汤叫人送来,她还带话给作者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史良来章家总是单身一人,她的丈夫呢?她的婚恋是不美满的。抗战时期在重庆,她曾倾情于罗隆基(民盟副主席,新中国农林部长)。关系已基本默认。后又插进个浦熙修来。史便果断的结束了与罗的浪漫史,找了一个年龄比她小,资质比她低得多的小女婿陆殿东结了婚 (那时,史已是著名的大律师,陆只是上海巡捕房的巡捕,后挂牌当律师。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安排他在外交部当一名专员。)所以,史的一切社交活动从不带她的先生一道出席。伯钧先生曾对女儿说:“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作者不无惋惜地写道:“不想史阿姨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但史良在感情问题上是严肃的。有一次,陪同苏联友人旅游。几个苏联男人请史合照,她对翻译说:“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作者不胜景仰地写道:“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我面前的史阿姨,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19576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伯钧先生读后,想不通,当晚就找史良说叨说叨,史良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章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史良的话,未能引起章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大发议论。他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在史良跟前,章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觉得很痛快。

6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史良主持,作长篇发言。她首先推出费孝通说的“党天下”,申斥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又把68日章伯钧向她发的牢骚抖落出来,说章是费的后台;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上面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第二天,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话,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举行委员活动,作者的母亲李健生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作者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难道李大姐忘了?”

后来,有人告诉作者,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连那个“六六六”会(即六月六日六教授会)也是胡布置的。只不过临到开会时,他借故走掉。而运动的收尾时,胡怕泄漏天机,便把具体操办这件事(即“引蛇出阵”)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这就是在《五四》时期,主编《东方杂志》,大力鼓吹科学与民主的那个胡愈之!)作者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反右后,史良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弃之如敝帚!。

不难看出,作者在行文时设下许多宽容史良的“伏笔”,认为在她的位置上,受制于人,不得已而为之。作者始终是崇拜和爱护史良的,不愿毁了她心中的偶像。

1965年,罗隆基(1898-1965)因突发心脏病,猝死家中,那年他只有六十七岁。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文革中,一日,民盟的造么派勒令章伯钧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下午一点多,年迈的他徒步而归。说:“我满以为民盟今天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罗隆基)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这是章伯钧对史良的赞赏,更是作者对这位史阿姨的敬佩。章又说:“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竟成了章史最后的会晤。1969年伯钧先生病逝。享年74岁。

1978年,作者章怡和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她母亲说,为了她的出狱,托了许多人,要带她去面谢。第一家去拜谢的是史良。

在一楼客厅见到史良。几十年未见,她身着白衫青裤,略显老态,但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是七十八岁的老太太。吃午茶的时候,作者母亲关切地问:“小陆(史良的丈夫)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不料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告别时,母女俩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 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她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作者动情地写道:“当我跨入老龄,我的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

19832月春节,作者母女去向史良拜年。此时的她已83岁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淡。作者写道:“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5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在作者的笔下,对史良始终是情意绵绵。

1985年,史良病逝。作者的母亲患有心梗,但她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此时无声胜有声”。历史就这样无情地翻过这辛酸的一页,令人有一种苍凉之感。有道是:“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二)  名人的尴尬

我知道史良其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战爆发前夕,我还是个15岁的初涉人世的农村少年,身处穷乡僻壤,知识很闭塞。偶尔看到一本关于《救国会七君子》的书。鼓吹救亡图存,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关在苏州监狱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书中收集了七君子的申明和20多名大律师的抗辩,义正词严,铿锵有力,使少年的我受到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书中还收入七君子在狱中的生活照片,美髯公沈老在狱中练太极拳的的威武不屈的形象,令我肃然起敬。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成为我心中的偶像。

读完章怡和女士这篇约15000字的长篇,使我怅然若失。当年这位令我景仰的“民主斗士”,却沦为装饰“民主”的傀儡!充当“引蛇出洞”的打手!耸立在我心目中60年的这位自由女神的偶像轰然坍塌。但冷静想想,也不能过苛地责备史良,这是时代的悲剧。

自古以来,在封建专制政体下,知识分子就是一个不能独立存在的弱势群体,笔杆子斗不过枪杆子已是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也斗不过拿枪的冒牌假马克思。毛泽东的《皮毛说》只是重复了古人的见解。知识分子只能存在于群雄争霸的夹缝中。“百家争鸣”只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梁启超,萘元培这些大儒只能驰骋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局面中。一旦天下霸权定于一尊,知识分子就只能是依附在他这张皮上的毛。统治者需要的是那种“三忠于”“四无限”的知识分子,对那些“不三不四”的知识分子,说坑就坑,说阉就阉。说什么“孔子著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啦,什么“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国”啦,什么“太史简”“董狐笔”啦,哪有那么牛气!不过是知识分子自吹自擂罢了。在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曾显示出凛然正气,铮铮铁骨。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如《救国会七君子》;《李闻惨案》;《较场口事件》;《反饥饿,反内战》中的《下关事件》;反美的《沈崇事件》等反蒋爱国运动,著名知识分子都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生命,成为进步的旗帜。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国共逐鹿中华大地,他们精神上找到了个阿基米德支点。老百姓有首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反映了其叛逆性,也透露其先天的依附性。此时,共产党尚弱小,但它已成为受压迫人们的精神支柱。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文学艺术家,著名学者大师等)之所以一身正气,满腔热血,其精神支柱也基于此。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彻底覆灭,共产党终成大业。那个“阿基米德平衡”一旦倾覆,这些“民主人士”就只能接受毛泽东的《皮毛说》,成为依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的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其中都有“民主”二字。意大利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一个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康生的解释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这个概念是不确定的,你“老老实实”,就给你民主;你乱说乱动,就专你的政。这是多次运动所证实了的。

“民主人士”们满怀着胜利的喜悦进入新中国。此时,毛泽东在七大上向党内发出指示:“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见《李锐访谈》,载《五柳村》)。其斗争的策略是“团结,利用。改造”。“改造”是渐进式的。(很多人听说过这个比喻:把一只青蛙扔到热水锅里,它马上就会跳出来;但如果把青蛙放到凉水锅里,慢慢将水烧热,它就不会往外跳。等青蛙再想跳时,已无能为力了。)

首先,把这些人安排在各种名义的官办组织里(民间结社是绝对禁止的),圈养起来,接受改造。给一个荣誉官衔,享受高级官员的物质待遇。每个组织都派共产党员贯彻党的领导,实权就操纵在这位共产党员之手,这就是所谓的“互相监督”(例如民盟的主席是张澜,副主席有沈钧儒、史良、章伯钧,而实际是民盟副主席-共产党员胡愈之一手操纵——见《史良侧影》)。

改造“民主人士”的第一步就是政治学习,学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学共产党的文件。这些“民主人士”都是读书破万卷的学者,而在这里一篇简短的文件却要反复学习,反复讨论,反复体会,不厌其烦,以磨掉你的棱角。这就像古代伊斯兰初创时期的“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宝剑”。

再就是写自传,一遍,两遍,三遍,五遍的写。交待历史——要像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过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把人情,亲情,友情批成反动的人性论,把个人奋斗,个人尊严批成反动的个人主义。一律批倒批臭。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开会“帮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装进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巴金在他的《说真话》中说:“我是认罪服罪的”。

名人们还要写些阿时附世的文章,写些图解政治的文学作品,或修改过去的旧作,添个革命的尾巴。名家们都否定了自己,把全部精力用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致使半个世纪的文学史一片空白,没有出过像《阿Q正传》《骆驼祥子》《子夜》《雷雨》等传世之作。

最可怕最痛苦的是揭发,批判。1953年毛泽东狠批梁漱溟。在政协大会的公开场合,毛指着梁的鼻子,居高临下,霸气十足,横蛮无理,臭骂一顿。使梁无地自容,毛也有失“伟人“风度(参见《毛选》第五卷)。这是对这批大知识分子的“杀威棒”。郭沫若指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逼得这位文学巨匠想割腕自尽。从此折笔改行,脱离尘世,躲进故宫,以研究古代服饰以避风雨。但他仍逃不脱“批判靶子”的命运,其中,最历害的是常和沈来往的画家范增。文革中范无中生有,揭发沈一百多条莫须有的“罪状”,致使沈在劫难逃,揪入牛棚。胡风的万言书,开头就批朱光潜,把他上纲到“为蒋介石法西斯服务”。还有,巴人批聂绀弩,;巴金批萧乾;萧乾批沈从文;老舍批吴祖光;吴祖光批丛维熙;钱学森批钱伟长;史良批章罗;吴晗更是批“章罗联盟”的积极分子;后胡风被钦定“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后,名人学者闻风而动,万炮齐轰,衮衮诸公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吕荧不识时务,敢于唱反调,终被关入大牢。……若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可编一本《二世世纪名人混战大全》。有一首民谣:“今天你整我,明天他整你。螳螂欲捕蝉,黄雀在其后。且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到文革横扫一切,“落得个白茫茫的大地多干净”。连以整人为专职的周扬也被扫入秦城监狱,成为最后一名殉葬者。

(三) 灵魂的畸变

知识分子经历了长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后,关节都错位了。生存哲学降到道德的底线以下。从“士可杀不可侮”跌到“士既可侮也可杀”;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跌到“好死不如孬活着”。他们逆来顺受,阿谀逢迎,造神者提出“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大名家进一步发挥:“相信毛主席要信到迷信的程度;忠于毛主席要忠到愚忠的程度”。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但不知顾老先生活到今日他会怎么样?

在这种外加压,内攻心的双重煎熬中,名人也有不少自杀的。这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来就悲痛欲绝。现在人们为景仰死者,激励来者,都称他们是“以死抗争”。其实死者并没有抗,也没有争,只是想当“驯服工具”而不可得,委曲求活而无法活下去,只得一死了之。请读读一些死者的遗书吧:

文革中,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在翦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鲁南信息港》2001-12-06

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服毒自杀。傅的遗书是:“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干干净净的傅雷》——刘水清 载品味网)

邓拓的的遗书是“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对他妻儿的遗书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之死》——摘自《炎黄春秋》第9期) 

革命元勋李立三自杀,留下的字条是:“敬爱的毛主席!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了”;(出处未记) 

彭德怀病死狱中,他的遭遇也够凄凉的。

1965年彭曾向毛作了三条保证:1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当反革命;2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3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1965年9月,彭被派往西南区工作。同年月12月被造反派揪回北京。

彭给毛写过几次信。1967年元旦,给毛写了最后一封信。

“主席: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3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

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 日

1967年9 月17日,专案组建议:永远开除彭德怀出党,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恨去世。骨灰运回四川,谎称王川,32岁,成都人。

(《彭大将军的遭遇》——摘自《老年时报》03/01/22)

这是千百自杀者遗书的中的几份。没有反抗,没有愤怒,没有怨恨。笔者读这些遗书时,既悲且愤。白居易诗云:

兽中刀枪多怒吼,鸟遭罹弋尽悲鸣。羔羊口在缘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

白居易。禽虫十二章

那些屠刀下连一声呼喊都没有的弱者,说明不但“身”被征服,而且“心”也被征服了。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鲁迅则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暴力重压下,如果无力抗拒者尚可理解,无心抗拒者就不值得同情了。(《今晚报》副刊03/06/27廷献点评)。

文天祥被元蒙统治者俘虏时,高唱《正气歌》;岳飞抗金时;高唱《满江红》,成为千古传颂的人间正气。可是当岳飞被赵构,秦桧害死于风波亭时,不也是“暗死屠门无一声”吗?敌我,忠奸,自古就是一个说不清的模糊概念。

(四)  十年前死为完人

     对弱者,对受害者的指责并不是表明自己是一条硬汉。我也是从“万家墨面”的泥潭中爬过来的人,我也曾求做“驯服工具”而不可得;我也曾一再“表忠心”想蒙混过关;假如我当时死去,也必是“暗死屠门无一声”。

    梁漱溟曾指责冯友兰在文革中"诌媚江青",冯的女儿宗璞针对这一指责说了段至为沉痛的话:"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这是最深刻的悲哀!"(湖南人民出版社《梁漱溟访谈录》)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红色恐怖年代,有一句流行语: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突击手们选中一个攻击的目标,就认定是一个敌人的堡垒(如民盟,胡风集团等)。他们惯用的伎俩是:避免自上而下,单刀直入,而是寻找突破口。即找一个关键人物,施以重压,让其戴罪立功,站出来揭发,从而发动其他人,划清界线,狠批狠斗。这叫“挽救大多数,孤立一小撮”。——史良不幸被选中为突破口。

1978年,作者(章怡和)由她母亲偕同去拜访史良,偶尔提起她去世的丈夫,她痛哭失态,泪如泉涌。此时她已78岁,夫妻间的感情并不甚笃。她哭的恐怕不单是失去了丈夫,更哭失去了知心朋友,而且也失去了自己。她的后半生是凄凉的,痛苦的。被迫违心批人者和挨批者心灵的创伤是相同的。(当然,那些乘风起舞,落井下石,踏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至今毫无反悔的人,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把他们称为畜牲,那是对畜牲的亵渎!”)

还有一位沉冤难申的舒芜先生!。他是胡风的至友,肯定是在劫难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于是被突击手们选定为“突破口”,他被迫交出与胡风的私人通信(那时,公民是没有隐私权的,心都要交,信能不交?)。这些信中并无任何“反革命言论”。交出可能为冤案申辩,不交反可能成为“见不得天的罪证”。一经那位“顶峰”曲笔批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就成为“反革命”铁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舒芜也被戴上“胡风分子”后又戴上“右派分子”的双重帽子,受尽折磨。

胡风冤案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1980年9月平反。25年中,阿垅死于狱中,方然自杀,卢甸悲愤病逝,路翎折磨成精神病。没入狱的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也受尽苦难。

此最大冤案现已平反。熬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含冤者死的死了,疯的疯了,幸存者都垂垂老矣。逝去的年华和才华都一去不回了!但舒芜白发苍苍,至今仍为不他的朋友们和文坛诸公所谅宥。

“七斗八斗”之后,人间充满仇恨,积怨,芥蒂,隔阂,猜忌,恐惧,戒备……这是以斗争为乐的人生哲学,给我们这个敦厚和睦的民族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创伤。

对一些被迫违心地伤害过朋友的人,受害者不防换位思考一下,你处在他的境地,你又能怎么样呢?他的心灵所受的伤害并不比你轻,只是在这场旷古的大悲剧中,各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罢了。

1985年,一位记者去采访83岁的沈从文先生。当记者无意中提到文革中沈老打扫厕所时,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禁嚎陶大哭。当时,文革破灭已18年,他深埋在内心的创痛依旧无法弥合,。晚年的沈从文再也无法恢复他的写作能力了。……

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力量,不是致力于剥夺人的财产,消灭人的肉体,而是致力于贬低人的尊严,摧毁人的信念,破坏人的亲情。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闻一多的子弹并不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更加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的看不见的力量。鲁迅说过,即便是“真的猛士”,也斗不过“无物之阵”。那个时代,被毁掉的是“尊严”,“个性”,“自由”,“亲情”,“信任”和“文明”这些人类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直到今天,伤口依然没有愈合。

在新中国,唯一没有被批倒批臭的文学家只有鲁迅,那是因为他早死了。但他投向敌人的匕首却被用来投向人民。我曾设想:鲁迅如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呢?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郭沫若的路,一条是走老舍的路。后来读到周海婴著《我与鲁迅七十年》,我才发现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胡风的路。

据《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载:1957年,罗稷南(翻译家)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 ,(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有位作家的文章标题是《十年前死为完人》(从“反右”回溯),这句颇具哲理的箴言,适用于鲁迅,胡风,郭沫若,史良………,也适用于毛泽东。

2003年4月2日初稿

2003年8月12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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