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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国徽

那是一九四九年吧,我才五岁。我妈说我四岁,因为我妈什么事情都记不太清楚,看我的样子又神不守舍,觉得我大概还很小。就算是四岁吧。其实我什么都记得,什么都知道。可我似乎有些语言障碍,除非讲故事,其它时间就很少说话了。

     我估计我爸那会儿还是一直没醒过闷儿来的主儿。就拿国徽这个故事你就看出来了。在北池子那会儿,我爸忙得一个礼拜见不到他几次,倒是可以看到他拿回来的各种各样国旗的设计图,国徽设计图。那时候好像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全国一起过家家。

     我那时候就估计,毛泽东没准当年就是一个孩子王。他就是爱和别人较劲,要不他怎么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呢!那时候正好的玩儿大发了,得了一个大国,所以一起来个人人动手、人人参与玩个天花乱坠的大游戏。

     朱德本是个打仗的将军在这边也童心大作设计了一面国旗,那边更热闹许多和音乐不沾边的人也提出了上千个国歌候选,最后大家皆大欢喜地同意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建议: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这个建议居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的首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在没有正式国歌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于是这样这个新中国就有了国歌,中央美术学院全院欣喜若狂,好像他们的院长就是国歌的作者,这种游戏参与者的胜利感觉,更感觉到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翁了。几千年来,大概建国这个游戏从来没这么好玩过。好像人人都在参加这个不分类别和不设等级的杂烩大比赛。人人有份参加,人人有中彩的机会。

     后来,也就是这两年,人们前一段在认真激烈争论国徽是谁设计的?真是笑死人了。其实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一样,你有自己的设想,自己独特的设计。投标中的以后,还有你的版权,你的专利。那都是私有制的垃圾。那是新中国,一切都是公有的。连你本人也是公家的人。设计国旗,国徽,甚至纪念碑,即使你已经是核心小组的成员了,还只是完成国家给你任务的一个小小螺丝钉。任务完成的好,就有可能多给你若干斤小米的奖金,以示奖励。

     其实,在一个国家一块玩童话的时候,人人都成了孩子,在毛泽东不断突然改变的游戏规则下,大家乐不疲此,一起疯玩儿。

     从延安来的我爸他们,都已经跟着毛泽东玩儿好几年了,虽然也有挨罚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可是有了这么惊天动地的结果,国家给拿下来了。绚丽的结果,当初的苦难和委屈都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代价。以为过去就是咬牙背后受罪了,现在似乎理所当然开始人前显贵的时期了。

     所以,要玩儿设计国徽了,大家一定更加要努力加倍。

     没去江南,更没去台湾的清华的教授们,个顶个都是理想浪漫的抉择。新的时代固然有难以适应之处,为什么不可以用我们的知识和才智,协助这些山沟来的革命者,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中国?

     如今有了设计国徽的机会,才可以让清华多年来积淀的底蕴为新时代谱写最高贵的篇章。

     周恩来是游戏中的平衡者,如果这是个球赛,他就是个裁判。因为他曾经是留欧的学生。固然和清华的教授学者的根底无法比拟,但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至少他明白猪肉熬粉条里的猪肉味儿,和做成东坡肉的猪肉味儿的大不相同之处在哪里。我再琢磨他还是巡边,最多也就是个副裁判,一言九鼎的还是毛泽东本人。

     在国徽设计前期甄选后,零七八碎都淘汰了。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

     另一个是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林徽因、漠宗江、李宗津、朱畅中、高庄等。你想这个两个组实在大不相同,中央美术学院组是延安牌儿为主的的。虽然张光宇是从香港回来的上海人,但是在清华人眼中,还是野路子。张光宇是这个组最德高望重的专家,可是他没出国留洋过。而且还是画舞台布景和广告、月份牌儿出身的。可是要不是这几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也不能从多少亿人中就脱颖而出。绝对进不了这个组,中央美术学院也不会拿出这个方案,也不会出这个阵容。

     清华大学个个学富五车,差不多都有留洋的文凭。这正是开国初年的总理大臣周恩来所倚重的,那时他已经觉得以后要玩的是治国,还得慢慢建立另一套。但是,要适当的、逐渐的给这些留洋的孙猴子搁到老君炉里历练一番,再带好了金光灿灿的紧箍,才能俯首甘为孺子牛。

     再说林徽因更是才女加美女,常有闪电般的灵感,颇得老周的欣赏。过去即兴的长短句,也让告别康桥的徐志摩五体投地。她和红楼的林妹妹不仅同姓,还同样有才,还有一样的多愁多病身子骨。也伶牙俐齿嘴上不饶人。美女有才,可爱可气都如出一辙。在清华教书的时候,看一个学生的素描画的不好,就当众说他:不像人画的!那学生愕然不语,然后就愤然转系。

     就她这刀嘴豆腐心,幸亏早早撒手人寰,否则赶上反右、文革真是难以设想。

     所以这个比赛就更有点意思了,有点看头了。

     其实那时候不是艺术家、设计家自己冥思苦想如何设计出自己独特风格的艺术品,而是在想象什么样的图形才配得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同时,也不可避免在潜意识上,也或多或少揣测一下什么样的国徽才合乎当权者们的欣赏习惯,即便这样,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一定会有不同的结果。

     周恩来说最好的设计是:群众鼓掌,专家点头。其实后来才知道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徽能让毛泽东点头,才是根本。

     中央美术学院组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星、齿轮、麦穗和绶带等。

     清华大学设计组设计的方案,以中华民族建国为主题,也就是以一个大孔玉璧为主体,中央有一颗大五角星,图案中有国名、五星、齿轮。

     在激烈的争论后,毛泽东出来定夺: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的象征,应该视为民主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放进国徽去。

     肯定了中央美术学院组的创意之后,也就是要确定新的国徽中哪些标志物属于必须出现的。

     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总结:新的国徽要有天安门,要有五星,要有齿轮,要有麦穗,还要加上稻穗。据说这是宋庆龄的设想,因为许多中国农民是种稻子的。再说当时多数的中央领导人都是出生于吃米饭的地方。

     周恩来不愿像政协会徽那样迅速完成,再说也要给清华组发挥的机会。要两个组都按照这个创意,重新画出一个正式定稿。那样就可以从技术上更完善地作出一个人们都满意的国徽。

     在清华创意没有被接受的时候,可以想象林徽因当时多么难过。她诚恳地列举了她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国徽为例,一个国家的国徽不应该放进去建筑物。尤其是帝王象征的天安门。

     然而,毛泽东觉得天安门不但可以进国徽,而且必须进国徽。这是他随心所欲,他觉得应该那就是应该,根本不在乎其他国家的国徽里有没有建筑物。

     这里她有两个盲点:第一:她举例的国徽是爱尔兰的,那是西方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而她忽略了苏联阵营的国徽。所有苏联集团的国家的国徽差不多都有建筑物,差不多都有麦穗和绶带。就像国旗差不多都是以红旗为底色的,只有德国用了蓝旗。这几乎是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国家标志物的标准符号系列。可惜过去这些革命艺术设计的成果,几乎不会在她的视野之内。

     恰恰中央美院组的人,明白当时新中国的领导阶层,是向苏联坚决一边倒的。那是流行的歌曲是:《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以林徽因的知识结构框架和生活的实际环境,当时尚且还在暂时是世外桃源的清华园里。因此她也许都没有听明白过这支歌,或者至少不会完全理解这个国策。

     第二:她不理解毛泽东的全貌,她也许听说过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喜欢写诗,那也是她当年养病和得到徐志摩探望的地方。

     或许还听说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几次恳请毛泽东进驻中南海。他一直不同意,说:我不要当皇帝。有人认为这种劝进是必然需要的程序,都是一种姿态。

     从我一个孩子的角度,认为他是一派真诚。他是农村来的孩子王,真要进京上宝座了,当然有心底的抗拒。知道一旦进入那个新领域的游戏了,规则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能像他最喜欢的“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农村儿童游戏了。可能因此就没意思了。最后他决定进城的时候,心里想:老周、老刘,你们想给我戴上紧箍咒,没门儿。

     林徽因这样看主席也没有错,可是当他在天安门城楼君临天下,一声传遍世界的巨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时多少个林徽因都因此热泪盈眶,这比当年孙大炮、蒋中正气魄百倍,震撼人心。但是林徽因忽略的是,从此天安门的象征意义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周恩来对林徽因的好感当然远远超过对钟灵他们的好感,梁思成的家学和身世背景更是中央美术学院组的各位难望其项背的。

     清华组个个都是建筑绘图高手,对正式图样的操作,绝对专业。所以最后他们的定型图被选中,不应意外。

     中央美院组,在第二轮的竞赛中有两个盲点:第一,他们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都是绘画性的。苏联更是如此,我们也不能例外。但是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到苏联一行,内心已经有极大的不满。他这个无冕皇帝,怎么甘心在斯大林的脚下匍匐,而斯大林已经习惯这样的地位。所以毛泽东清楚,翻脸的时候还没到。至少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我不必完全和你一致。可能除了周恩来,还没有更多的战友知道他的这门心思。

     第二,知道毛泽东在艺术上,偏爱民族的、民间的,对于外来的东西不甚了然。最典型的是在延安,他逢京戏就看,对于话剧,特别是苏联来的话剧,就完全没有兴趣。对帝王将相,他已经一再批判。大金大红、这种皇族特色,或许也是他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画的定稿,使用中国的重彩方法来绘制的。画了一个民族的、土的,民间的。为了和过去的皇族标志拉开距离。

     没想到,主席在主题定下了以后,就比较简单了。而且也不一定要和皇族拉开距离,过去皇族的色彩就是大红大金大黄的富丽堂皇。如今用这些富贵堂皇的色彩,更使当权者心里舒服。

     但哪个更好他就不大在意了,但是决不能让民众说他“土”了。所以,在周恩来等人选中清华的定型图方案,他也投了赞成票。可见两个组的人都没明白,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他天马行空的审美趣味。其实在国徽整个的设计过程中,他给所有的人上了一堂新时代的无产阶级美学新编课本。

     国徽挂到天安门上,据说有功人员八名:梁思成、张仃、林徽因、张光宇、钟灵、周令钊等,每个人奖励八百斤小米。梁思成还建议多给高庄一些,因为他修改有功。张奚若也建议要给清华重奖,这都是刚解放的时候,他们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到了反右的时候张奚若先生才醒过闷儿来,但是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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