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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


   1958年,我为了住校,从北京四中转到育才中学。正好赶上大跃进,当然钢也炼了,试验田也挖了。这时候“文化大跃进”开始了。
   当时我们班负责“写百首诗,画五十张画”的是陈乃云,她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我和她一起写大标语的美术字和画壁画时,她动员我好好多写诗。当时我就趁机要她借我诗集看。她很热情,回家把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拿来借给我。
   她对我的鼓励,对我在“育才”很快成了“诗人”大有关系。

   陈乃云后来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她不知道我们曾经组织过“太阳纵队”。因为她是又看画、又弹琴的好学生,我们也去她家看画册,听音乐。她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她是有头脑的好孩子。我们不会吓着她,没提过组织的事儿。后来,也认识了她妹妹三反,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李银河。那时候,我们就喜欢谈抽象的东西,也许是青春所致,也许是文学所致。
   在育才中学,很快我写了不少诗。虽然也读了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他未来派的幻想,喜欢他铿锵有力的节奏。
   一次在全校的“赛诗会”上,我朗诵了在当时算别具一格的长短句: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
   结果,在学校大大出了风头,我正少年气盛,锋芒毕露,一群群比我们低几年的小学生,一见到我,就尾随而来,一块儿喊: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其中最活跃的是牟小白(即牟敦白)后来,他卷入了“X诗社”和“太阳纵队”。他们班另一个最不活跃的孩子,对这些浑然不觉,正琢磨着如何争得自己的生存位置,这就是马波--老鬼。那时他在练武。
   教导主任白桂森老师,可能是根据上边的精神,说我这首诗有思想问题,是青年主义。根本没提党和主席,也没提三面红旗。
   我委屈地自我辩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写社论。
   我又正好看了当时的苏联电影《诗人》,觉得诗人必然是反叛的,再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和别人写的传记,觉得诗人必然是受苦的。其实,根本没想到那苦会有多深,我是否可以承受。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就自找苦吃。
   我就认为自己是反对官僚和小市民的诗人,和同道者张久兴、甘露林,骇世惊俗地剃成光头,学老马的样子,穿件俄式军棉衣,腰里勒一根电线。每天早晨在育才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马的诗,成为育才中学的一大怪人。
   在学校的校会上我多次被批评。当然,他们也是有道理的,觉得这是青春期的骚乱和躁动。好在我们光写诗、背诗,没打架寻衅,校方勉强容忍了我们。
   我依然在秘密写诗,一般不出来乱念了。甘露林当时比我还是老实一些,他似乎是负责壁报的出版。甘露林的父亲是甘重斗,是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
   甘露林问我对壁报的意见,我直言不讳,认为全是一片歌舞升平,有什么意思?应该出讽刺性的,提出问题的,儆省众生的。他大为赞同。于是,我们就合作出一期“黄蜂”,和“牛虹”的意思一样。
   壁报只轰动了一天,第二天被勒令取下。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室。白主任第一次暴跳如雷,现在平心而论,那时“反右”刚刚过去一年,他真是为我们的前 担忧。
   他说:“你们如果再大一岁,在高中,早就够当右派了。你的诗是针对谁?你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还画两只小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狼狼’两个字,你想吃谁?”他休息一下,又中肯地说:“回去问问你们爸爸,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但知道白主任没有开玩笑。我们全蔫了,那时才十四岁。但也都没敢回家问爸爸,别添乱了。第一次明白--那是禁止的游戏。
   二
   1959年,我上一O一中学。和军校一样,穿铜扣制服,戴大檐帽,当时在北京算是准军校了。最流行的读物是《红肩章》、《船长与大尉》、《军校学生的幸福》。那时,我努力学规矩,没敢提自己的“犯规诗”,间或写应合之作。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
   我要像狼一样
     吃掉官僚主义
     证明文件
     我瞧不起
     任何公文纸片子
     全滚他妈地去!
   借别人的诗呐喊,是趁机发泄,也算是一种勇敢。那胆子来源于我那时刚刚开始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她无论在哪儿一出现,哪儿就光芒四射。
   那时,蔡元元是话剧团团长,我算是副团长。为纪念鲁迅,我和张美君导演话剧《祝福》,又辛苦又愉快,难忘的合作。在排练和演出中,在后台和郭世英开聊。那时他主演《过客》。本来,由于我的不逊,最讨厌他老爹--郭沫若。可他本人不错,爽朗、大方、聪明,而且也喜欢诗。一点儿也不像他爹。当时,他比我高一年,我很佩服他,他也写诗。我觉得找到了同道。
   两三年后,我在北海冰场上,遇见刚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牟小白,他告诉我,“X诗社”的事情被发现了之后,参与者全体被捕了。当时小白惊魂未定。我请他到我家来,当时他紧张到要看每扇门后面有没有人。甚至怀疑我和公安局有关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正常起来。那时,我还笑他十年怕井绳。
   其实,他没有错,没有四年,“文革”中郭世英就自杀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确是死了,只因为爱诗,爱用自己的脑袋想事。后来,也有确切的消息:他是被打死的。当时,他是被捆在椅子上,是背着椅子跳楼的。总之,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真是一种脆弱的动物。
   三
   1960年,张久兴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弹吉他、唱歌、读诗、写诗、画画。他固执而热情,浓眉大眼, 唇绷成一条线。五短身材,练一身钢铁肌肉。他从不服输,任何事情,他都想做成“最好”的。人们叫他“小拿破仑”。诗如其人,很有冲击力。
   在他的动员下,我从一O一中转到外院附中。如果不转学,可能就不会有“太阳纵队”。因为外语学院附中管得没那么严。尤其是在“困难时期”,人肚子一饿,精神就宽松了,当局没精力管那么多。
   一开始,主要是我和张久兴两个人在秘密写诗。当时的直接原因,是张久兴爱上了在实验中学读书的陈乃云。每天到放学时分,我们俩就在校门口等候,因为陈乃云正好骑车从这里路过。且不论恋爱故事是否成功,但至少张久兴一下子变成了多产诗人。让我望尘莫及。可见激情出诗人。很快,我们周围吸引了一群文学爱好者。张新华是我在一O一中的同学,本来比我低一班,在我休学一年以后,我们同班了。张久兴反而比我们高一班。张新华父亲是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副校长,是个爱文的军人。
   张新华也爱写爱画,一沾艺术就疯,在外语附中曾经因吃完了全月饭票,而不得不躺在床上吃伊拉克 枣酱。我把半个月饭?给了他,请病假回家。好在我家人口多,可以混过去半个月。
   张新华竟在这年头非要画油画不可,让人哭笑不得。他对朋友真是两肋插刀。于植信,多愁善感,一手漂亮字,一口漂亮法语。我们还胡乱穿衣的时候,他已经雪白挺刮衬衫,毛蓝布的贴身长裤。所以,人们叫他“奥里维尔”--《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的苍白小生。
   天天他皱着著名的眉头,念一些法文名诗,波德莱尔什么的。他也写一点,还翻译一首中文诗为法文。他主要兴趣当时似乎不在创作,而在于一种诗的氛围。人们说他脚不沾地。
   张振州,薛宝饮外型。父亲是大提琴教授,在月光歌舞团时期,和王人美一起拼搏。所以后来,王人美成了张振州的姑姑。她内心细腻厚道,口碑一直极佳。王人美晚年,她为王人美尽心尽力,周围人都对她的孝心感动备至。但他们不知道,她年轻时写过许多优美感伤的散文诗。谁能了解年轻时的她?
   杨孝敏,学者型的女生,学习成绩一直拔尖。敏感而略显紧张,好写点东西,也似乎过于认真,过于激动,当时粗枝大叶的我们,觉得她有“过犹不及”的毛病。董沙贝,黑瘦黑瘦,一身运动家似的腱子肉。他从小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那就是黄永玉写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而他和我又同年,又是隔壁。从小就在院子里一起画画,搞壁报。他本来动员我和他一起去美院附中,我都去了一次。但后来张久兴的热情,和美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说要另考,我就来了这边。沙口大为失望。不过,这个阶段,他经常来我们这边,他当时就画些现代派油画,那时是相当超前了,只能自己秘密地画。
   尤其他父亲董希文又在改那张《开国大典》,每过一个阶段,总要刮掉一两个人。那会儿可能是刮掉彭德怀吧。
   沙贝喜欢滑冰,喜好宗教和神秘主义。那时就会讲政治笑话。他的幽默属于蔫逗,但关键时刻往往出语惊人。
   张润峰,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脑子快,模仿力极强,记忆力超群。但毛病也较多,其他几个人都或多或少不愿意他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有人批评我领袖欲强,只要投奔于我,阿狗阿猫也都收留。其实,我当时读了他的一首叙事诗,写得很有灵气,也很感人。我觉得他毛病再多,也还是才子,别人说:“那诗准是抄来的,为什么再也没有更好的作品了?”我也困惑,但我们当时看了可以找到的各种诗,但没见过原型。至今我也不太清楚。
   四
   当时,我们这些人多半是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且,在学校里也不屑去争权夺利,别人别干涉我们的文学游戏就行了。这沙龙的成长是在困难时期完成的。我们这个沙龙的形成,有两位不能不提。
   第一位是我母亲陈布文,她和我们沙龙的每个人都见过。与其中几位都经常长坐恳谈。她自己年轻时,就给《论语》、《宇宙风》写稿,给《扶轮日报》撰文。解放后,也给《人民文学》写小说,给《新观察》写散文或报导。但始终觉得无法畅所欲言,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当时,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和许多文学青年成为朋友。周末,我家里经常挤满她的学生。想来,后来张明明对我的帮助,多半是看我母亲的面上。
   她亲手帮我、张久兴、杨孝敏改诗,改文。也在读书上常给我们忠告。我们这一时期的沙龙活动,她差不多都参加了。只是,她不知道后来我们要搞组织。当时,我们沙龙许多人读书,都是向她借书。除了文学名著,我家还有一些书是她自己精选的,比如《冰岛渔夫》、《伊尔的美神》等在当时没有出版,这是解放前的旧版,都是她保存下来的。
   此外,她还奇迹般地保存差不多全套的《论语》、《宇宙风》、《太白》、《小说日报》等30年代的文艺月刊。这些书是我们的一大泉源。
   第二位是作家海默,当时,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劳改了一段时间,由于劳动沉重和严重营养不良而半身麻痹,被同意回京治病。我家的诗歌晚会,他差不多都参加了。当时不愿惹麻烦,就说他是我家的三叔。因为他也姓张,所以顺理成章。沙龙里的年轻人只知道我家有个有趣的三叔。他富于激情,出口成章,而且非常幽默,你想那年头在北京还有多少这种人物?所以很快他就成了中心人物。张久兴后来也到海默家去,和他谈他自己的诗作,后来的蒋定粤也常去他家,谈文学、生活之类。但多数人直到后来许久,才知道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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