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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流亡


   小时候,觉得流亡是一个很浪漫的词,那似乎和文学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普希金写的《致恰达耶夫》、《高加索俘虏》这类的好诗都和流亡有关系。那个时代在俄国,要当作家或诗人都似乎都必须被流放,要去孤寂一番。这简直是必要的资格经历。
   后来发现不止俄国是这样,很多别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故事和例子。大概作家在国家眼里,永远是祸头子,是添麻烦的人。我上高中以后。有一段时间,泡在作家海默的藏书室里。那时候,他必须到什么地方去流浪,就把门钥匙给了我。放学以后,我常常自己躺在他家的沙发上。在下午渐渐消逝的阳光下,沉浸在书里。
   在那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德国流亡作家雷马克的作品,比如《凯旋门》、《生死存亡的时代》,书里充满了流亡者的潇洒情怀。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干脆就叫《流亡者》。让我看得两眼发直,恨不得立马自己就去流亡。感叹生不逢时;在这个幸福新中国时代,就失去了流亡的可能性。你得到了什么,同时就失去了什么。
   等我真开始流亡生涯以后,就常常想起来雷马克在《流亡者》那本书里所写的那个老朋友:他的外号叫“候鸟”,每次在某种严冬来临之前就当机立断飘然而去,扔下了一个个多年来曾经赖以存身的窝。决不留恋,绝不回首。……
   我估计给自己准确的命名并不应该是流亡者,也许用放逐者较为贴切。因为每次的出走,不一定是当局的意思。有时候是当局的决定,有时候是自己的逃窜。不断离开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一个可以安全继续存活的环境,保持一个正常的生存状态。
   杰克•伦敦在《热爱生命》那本书里,生动描绘了从饿死鬼门关回来的人,对所有的食物有种不可遏制的焦渴症状。原来,曾经失去过自由人,对自由的焦渴的强烈程度,大概也和这个差不多。
   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就和那只候鸟一样,不断出现提前逃离任何现场的强烈冲动。
   2
   我的入狱和文学也算有点关系,那就是和朋友成立了个写诗画画的文艺沙龙。那时候还是高中学生,真是个没见过老虎的雏犊。不懂一个简单的中国规矩:非政府的组织都是非法组织。
   后来上大学以后,还是相当无知。又不懂这几个规矩:谈论国家领导人的故事都是“恶毒攻击”。任何出国的企图都叫“叛国投敌”(包括想出去留学)。和任何外国人说话(包括留学生)都是里通外国。我不知道还不算,还把这几条都给犯了。政府说你是现行反革命那就一点儿也不冤了。
   还在蹲大狱的时候,有一天,我特别高兴,因为那天我知道自己多半不会被枪毙了。我们这群犯人从北京第一看守所(半步桥四十四号),押回了饶阳县公安局看守所。
   当时的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像我们这类北京的大号现行反革命(我们自嘲称为“国事犯”),要枪毙都得运回北京。得让那儿的群众受受教育,我们必须在那儿走完最后一个程序。
   我们那个程序组里就有《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化妆成黑人弟兄勇闯马里大使馆的历史所研究员沈元,据称里通苏联的大夫田树云、孙秀珍,青龙桥的正牌八旗子弟索家麟、王涛等等。他们都走完了那个程序。这是上一年的事了。这时候,把我们这些残余押回饶阳县大狱,那就是转入了另一个程序:存货、入档。估计一时半会儿不打算枪毙我了。这和海水一样,过了这一波,再看下一波。
   于是,我就一本正经开始琢磨今后的日子。我从北京回来第一天,就关进一个很大的牢房,里面有十几个犯人。和我同屋的有冯国将先生,他是印尼归来的第三代的爱国华侨。他是为了寻根才在新加坡和一个进步老师开始学中文的。回国以后,一不留神他成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右派学生,到七十年代他已经在这里头蹲了不少年头儿了。
   他在监狱里是有名的刚烈人物,背铐、吊打对他似乎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要不是他家在印尼是有影响的华侨富商,早就该和我们一起去见识见识死刑号了。
   他见到我很兴奋,因为他已经关得快闷疯了。
   我们这些从死刑号回来的虽然没有留守在饶阳县的犯人那么瘦,可是个个捂得白里透青。让饶阳县公安局看守所的张所长,实在有些紧张。他命令所有的犯人都立即停止劳动,都回自己号去,闷在屋里自学毛选。
   冯国将如鱼得水,也不管积极分子在不在场,也不管别的犯人冷眼斜眼。就和我敞怀开聊:似乎我们有用不完的时间,他从幼年开始讲给我他复杂无比的故事。
   苏门答腊似乎是个梦幻之地,热带的水果色彩浓艳,味道强烈,从芒果到榴莲,从龙眼到荔枝。说得我口水涟涟。至于他说到的菠萝蜜、红毛丹等等印尼水果我非但没有见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在河北这块盐碱地里的看守所中,回忆遥远的热带色彩、空气和美味。虽然,他和大家一样饿成了细脖大脑壳,和德国集中营里的囚犯模样差不多。况且他还秃了顶。这时他蜡黄的脸上的两眼闪闪放光,似乎他已经看见了苏门答腊遥远的故乡。
   他曾有过数次逃离的记录和经验,于是就开始和我一起策划:等刑满释放以后,如何进行一种没有后遗症的逃离方式。同时必须研究清楚实际操作的复杂程序。还要找到一个没人管束的地方,自由自在,还能继续存活。
   其实,我们当时不是策划一个实际的未来计划,而是在研究在严格管束环境中某个个体如何摆脱社会的管束,还有这个个体流落到山野中以后,又如何在荒野中生存。再有,就是避免留下你生存的痕迹,把蛛丝马迹都得消灭到最低限度才行。否则,猫和老鼠的游戏,还是猫赢。
   真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我们肯定是各走各的。我们只能对自己负责,如果出了差错,是自己算计不够仔细。谁都埋怨不了谁。这样最公平,最合理。我们只停留在只有两个人在场的理论研究。万一那天官方来提问,我们都不会流露出一个字,一个字就是罪上加罪。我们都在死刑的边缘。只有我们两个,绝对没有任何旁证。所以这样讨论最安全。
   我们研究了多少种方案,研究得非常具体。比如说:在老玉米灌浆的季节夜里出走最好,青纱帐里容易藏身,生吃老玉米,有水有粮。白天睡觉,晚上走路。很有诗意。
   其实,最早提供这个经验的是和我们同一批的薛新平,他当时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专业的学生。他和冯国将都有深入朝鲜的经历,他的计划更加缜密。冯国将是从鸭绿江直接游过去的,可是他没想到,鸭绿江那一段水面已经非常宽阔了,其中还有许多分流再合流的情况,同时还有许多岛屿。冯国将不知道游了多久,好几次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挣扎地爬上江岸,一听那广播还在播送毛主席语录呢,又赶紧钻回水里。
   小薛是个心细胆大的人,他选择走图们江一段。首先,那里水面比鸭绿江狭窄多了。而且他选择中苏朝三国交界的地方越境,他认为那里他回旋的余地大,随时可以根据情况转换目的。他就是在月光下独自一人,脱了鞋轻柔地走在玉米地中间的土路上。每次听到很远地方有动静,他就一闪身趴到青纱帐里去了。等巡逻车辆、士兵、民兵或者赶夜路的农民过去很远以后,他才静静地出来继续走路。他不赶路,因为他的原则是安全第一。白天他都睡在青纱帐里,悄悄地啃老玉米。他就这样,从当时最敏感、防御固若金汤的三国边境交界点成功地越境而去。
   他的计划唯一的缺陷是:轻信了国内对朝鲜修正主义的批判,其实,朝鲜一点儿修正都没有,依然是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计划的每个点,都比冯国将的仔细多得多。可是就在这一条上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同样被朝鲜送到鸭绿江大桥中点,交给解放军,押回了北京。
   当时,我和冯国将总结了这些失误,也从小薛那里趸来许多宝贵的经验。
   3
   我出狱以后,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可是对我说来,故事没完。我还是没有保险的底线。和我一个大案子的人,例如:司徒慧敏的儿子司徒兆敦,他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也是因为看了江青三十年代的明星剧照折进去的,那时他是“二流堂”专案组的。这会儿他找到北京公安局要求当面销毁他们的案卷,公安局痛痛快快地就全给销毁了。而我的案卷就是不能销毁。北京公安局一口咬定:因为这个案子最后的判词是“不予认定”,意思是材料不充足而已,所以不能销毁。我知道,只要那个档案还在,形势一变,什么时候他们灵机一动想让我进去,我还得进去。
   冯国将先生到底祖先就有流浪的传统,他很快就到了香港。不久,我也照葫芦画瓢到了香港。实话实说,那时候当局没怎么对我不好,我要好好呆在祖国,没准儿还能奔个前程。可是,我不会用自己的自由去赌个乌纱帽,我可舍不得下这个本儿。那时,我已经在那里边蹲了十年了,我不能再蹲了。所以,这次不能算当局逼我流亡,只能算我是自我放逐。其实,我已经变成那种候鸟了。甚至不知道是否会来的冬天,我照样敏感,过敏症督促我离开,离开,离开。
   到了香港以后,先得解决自己的温饱,在自由社会,没有生活费还是没有自由。所以虽然你有了可以写作的环境,可是,一来没地方摆得下你的书桌,再说也决没天上掉下来馅饼,能让你白白吃饱了,再自由自在地写作。
   看来放逐者的文字,也不容易出来。好在我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浪潮,过了几年,我在温饱不愁之后,就开始给香港的刊物写写稿子了,大概对我来说,那就是我最早的“放逐文字”了。
   在那些对我来说的大好日子里,赵紫阳当政,中美关系正在蜜月时期。我的祖国情结还很深,就设法回北京去常驻。在一个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
   那时候美国驻北京的大使是罗德先生,夫人包柏漪当时非常热衷于中美文化交流。她的洋沙龙每星期都上映美国大片,招待北京文学艺术名人。同时设置了两个组:一个是以英若诚先生、周七月先生为主的《春月》电影筹备组。《春月》是包柏漪女士的成名之作。中文翻译者是英若诚先生的太太吴士良女士。
   另一个是以张辛欣女士、吴小江先生为主的中美戏剧交流组。例如引进美国的话剧《哗变》和一些美国音乐剧。也把一些中国话剧介绍到美国去,例如北京人艺《茶馆》什么的。包柏漪看我有香港护照,又在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工作。所以就让我到戏剧组配合她的秘书黄小姐做有关方面的财务工作。同时,也做一些零星杂活儿。
   这就是使不大认识我的苏炜先生看我随便出入美国大使官邸,还经常从楼上自然出现。就觉得我准是北京公安卧底。后来这成了我们一起流亡后谈笑的话题之一了。
   就在那个时候,刘宾雁先生被开除了党籍。
   正好这里又有新片上映。好像记得那次演的是《E.T》,就是小孩带着外星人骑自行车的那个电影。记得当他们自行车队突然集体腾空而起的时候,坐在后面的作家李陀先生大叫一声:“好!绝了!”当时电影没把我怎么着,他倒真把我给镇了,心想:“这哥们中气真够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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