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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遇罗克

我是一九四三年生在延安,就算是"马背摇篮"里长大,"根红苗正"的那代人,然后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最后进到北京,在共产党开国的时候就在北京;一直在像"育才"、"一零一"、"男四中"这样的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就被捕,当时只不过没有拉出去枪毙而已。我是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我在看守所里等于是"死缓",被关了六年,以后正式改判为十五年徒刑,去服刑。打倒"四人帮"以后平反出狱,前后在监狱里被囚禁十年。

    出来以后,我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教了两年书之后,因为我太太家在香港,八零年初我到了香港,在香港居住八年。一九八九年到了美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康乃尔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在大学访问或任教差不多十年。

    现在,我自己决定回到中国,想要了解国内人的想法,倒不是因为使命感,而是觉得我自己内心的很多东西没有完成。我在海外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也就不避海外一些朋友说我是向当权的屈膝投降,回来了。其实这是不存在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在这边。我做的都是人文方面的,就是写一些东西,想弄清楚大家心里真正的想法。对于过去的一些东西,我们民族没想清楚,我自己也没想清楚,现在又被什么东西遮盖着,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弄清这些。

    我当时坐牢的罪名,是因为当时在北京学生中间,尤其是在文艺界的学生中间,传起了关于三八年党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事。实际上,是因为文艺界对江青知根知底,关于文革,现在说都是"四人帮"的罪行,其实原因更复杂,大家的怨气都直对着江青,是因为她迫害文艺界的人比较直接。

    当时,江青就搞了专案组,想要知道是谁把这些消息传出来的,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专案组成立后就开始抓与这些言论有关系的人,我们就是在这种叫作"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被抓的。那时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名学生在校,就抓了差不多三、四十个学生,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像有些中学一样,设立了"地下黑监狱"审查这些人;此外,又抓了几十位老师,都是用严刑拷打,然后让每一个人说出,你听见这些话是谁说的。同样,在音乐学院等所有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部下属单位,都在做同样的事;经过筛选之后,慢慢就弄清楚哪些人是"主犯"。

    开始抓人是在六八年一月份,到五、六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构成"反革命集团"、哪些人属于更严重的"集团"。我就属于这个最严重的"集团"。我是一个主犯,当时用的词是"被扭送公安局"。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审判,因为真正抓到公安局,如果打了你,将来案子没有成立,你出来还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授权和监视之下,让你的同学打你。这些刑讯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无论你有多么坚强,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话讲出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攻守同盟,这些人是突然之间被抓起来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是挨个被打,问他们说过什么话。我估计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认识的文艺界被卷进这个案子的人有几十个,比较有名的,像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也是首席小提琴的杨秉孙,都是在这次风潮中被捕的。后来要给这些人判罪,而且要有威慑力,就要给他们厘定更多的罪名。在这些手法上,和给遇罗克定罪的过程都是异曲同工,你真的做了什么,同最后给你定的罪名,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种说辞。

    我最后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条:第一条,他倒是说对了,是所谓"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就是讲了江青最不爱听的话,还讲了当时领袖的笑话,还有对当时中央首长的行为做过评论、批评,都算是罪行。在最紧张的时候,只要说过中央首长一两条坏话,有人证明,那就会被判死刑。当时,给我弄了一百多条这样的罪行,当然是枪毙几次都不嫌多了。第二条罪行是和后来判魏京生的说法一样的,就是"里通外国",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国留学生,跟他们聊过天,就算是"里通"法国。还有第三条,就是我们曾经商量过出国留学,因为我是学西方艺术史的,想去法国留学,这犯了"阴谋叛国投敌"罪。我就是按照这三个罪名被判处死刑的,案情就是这样。

    我跟遇罗克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十一月左右。我们在北京市看守所,那里关了很多学生。因为释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原来跟我关在一起的人都被放了,把没有放出去的重新编号,重新组合。在这次组合时,把我分到新地方。北京看守所有三个楼,像一个K字,叫做K字楼,是三层,我们被关在K字楼的二层,叫六筒,我大概是在六筒一号,号子里已经有人住过一段时间了,遇罗克就在这里,我们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跟他在一个牢房里,被管了差不多半年。

    到了一九七零年四月九日,我被调到死刑号里的时候,我和遇罗克又都是在死刑号,我在四筒,他在二筒(还是三筒?)。那时,都是单间,我们只是在晚上,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才能说一两句话。有时听他跟看守说话,只是间接地知道对方跟自己一样,是死刑犯。我跟遇罗克的接触主要是那半年关在一起的时候。

    每个房间大概就是十多平米,关了二十个犯人,当时政治犯太多了,牢房里的拥挤程度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要大家一起翻。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才能挤进去。

    北京看守所为了管理方便,在三个建筑群中间都有一个厅,值班的警察和看守都在厅里,而伸出来的每一个走廊就叫"筒"。英文的"K"字有三个笔划,从中间看,一层就是一、二、三筒,二楼就是四、五、六筒,三层是七、八、九筒,四层是十、十一、十二。我们当时就在二层的六筒一号,后来又调到七筒。

    我一进入六筒一号,碰到遇罗克的时候,实际上在别人向我介绍说,那是遇罗克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谁,我在监狱外面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

    当时抓我的罪名之一是说我是联动的后台,或者说是联动的思想后台。第一次抓我的时候,公安局自己不出面,而让美院附中的"四三派"把我抓起来,"四三派"是同所谓"老兵"(老红卫兵),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联动",对立的,因为我跟干部子弟出身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当时海淀区最能打架的石油学院附中的"老兵",就派了很多人来,和别的很多学校来攻打美院附中,来抢我。

    结果,引起武斗,双方打得激烈的时候,就在早上四点钟左右,我逃走了,一直逃到石油学院附中。为了安全,我和当时联动里最能打架的人住在一起,也跟他们谈文化,谈理论,后来石油学院附中被包围,我又跑了,他们被打得也够惨的。联动里面最能打架的人叫贺邯生,他被打得不能生育,绝了后。当时,"四三派"的理论基础是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因为跟联动在一起,从表面上看,我是个血统论者,但是实际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是少数派,当时被整得也很惨。后来,联动被抓,我又跟联动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说,同样因为言论罪被判死刑,遇罗克和很多人都被枪毙了,而我们最终没有被枪毙,还是因为出身好而占了便宜。

    所以,我一开始听说他是遇罗克,对他就有一个误会,因为他肯定会知道我的背景。不知道当局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有联动背景的人,和一个与联动有仇恨的人关在一起。

   当时,我的朋友是像彭小蒙那样的人,是红卫兵里的"笔杆子",还有像魏京生,当时也是联动里搞宣传的,这都是我的铁哥们,而遇罗克的朋友是牟志京,所以在社会上,两派人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可笑的是,我们都被关了进来。说实在的,当时联动分子在狱中的待遇比他们要好得多。而且,当时联动的人最后都被放出去了。我仍被关在里面,主要不是因为我是联动,而是因为江青的事。

    遇罗克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一个学生的样子,那时候才二十四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大家当时都是愁眉苦脸,遇罗克却是笑眯脒的。他走过来,对我说:"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之,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他就是用这样开玩笑的、幽默的态度介绍自己。我就说:"久闻大名,我读过你的文章,我觉得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对遇罗克说的是真的,因为他的文章逻辑清楚,论点明确,而且是说中了要害。遇罗克觉得很奇怪,一问我的名字,他更感到奇怪:"你还读过我的文章?"——后来,遇罗克说过,他当时只是写文章,比如他写《联动的骚乱到底说明了什么》等等,他只是在文章上与这些人交锋,他希望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就像古代比武,抛开社会所附加的不合理条件,大家公平地较量一番。他当时对我们也有一种好奇心,像我对他有好奇心一样,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层面完全不同,都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都是带有戒备心。想想很有意思,我们的谈话有点像外交辞令,谈什么问题都不像是普通的聊天,而且有点不约而同。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

    等到大家累了休息的时候,我和遇罗克都会主动坐在一起开始谈话。因为,知识的背景和结构不一样,而且在文革中的处境也不一样,所以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据我的经验,据我的学识,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是少年气盛,他说完以后,我也会同样说,据我的经历,据我的学识,事情就是这样。开始时,总有这样的争拗。后来,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血统论问题,这是冰释我们之间误解的开始。

    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先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中间有一大部份描绘马门教授,他是一个犹太医生,当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对犹太学生迫害。他一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我说:"看过"。我又说:"跟中国没有什么区别"。他说:"你会这么看吗?"我说:"我觉得是这样。我在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到了文化革命,就发现,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遇罗克说:"你们也会这么看?"他又问我:"那你看过《出身论》吗?"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他就谈到,《出身论》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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