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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神仙"史

⊙ 法轮功:闲得无聊就较劲

     一个月来,在党中央的直接授意下,在中宣部具体领导下,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对"法轮功"的"大揭发、大批判",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当局这种行为模式没有任何新意,更谈不上受到"教育"和"提高"。一个作家对我说:"怎么共产党在新时代,一点新招都没有?完全是文化大革命那老一套。"

     中国的新闻媒体不厌其烦地玩大批判的老招,连观众本来印象不坏的电视主持人水均益、方进宏等人,也成了一种鹦鹉学舌的教条背诵者,让人十分厌恶。一看又是批判法轮功的节目,立刻跳了过去,没有其他好节目,宁可看广告,也不看这个。  观众们不爱看批判法轮功的节目,也并不是同情法轮功。拿他们的话说:一帮有病的迷信的老头和老太太没事和政府较劲;政府也同样无聊,和这帮糊涂的老头、老太太们较劲。有功夫还不如去看"还珠格格"、"多情刀客无情刀"等娱乐性电视连续剧呢。

     当然大学里的教授比较关注这件事,他们虽然不像国外学人的流行观点:"批判法轮功不合法制,也侵犯人权",但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一位比较文学的教授说:"法轮功发展成今天这样,不是反政府的秘密组织。而是在共产党的默许、支持甚至提倡,这些骗子和骗子的信徒,才在中国闹出这么大的故事。现在又反过来'教育群众',好像党和政府一向是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而群众不好好学科学,就上当受骗。"这和当年西太后对义和团,和当年毛泽东对老红卫兵都是一样的方法:使的时候拉到前边,使完了扔到后边。

   ⊙ 缘起:老八路学打坐

     气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是如何几起几落的呢?

     据我所知:大约一九五五年左右,河北省一位老八路的中级干部刘贵珍得了严重的肺结核晚期,医院也认为不必住院治疗了,让他回乡"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心安理得坐以待毙吧。

     刘贵珍是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者、共产党员,对疾病和命运照样也是无可奈何。

     一位老乡(可能是他亲戚)来看病中的刘先生,看他将不久于人世,几经考虑最后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党员不迷信。不远的山里面有个老道,他会打坐,许多病人和他学过打坐,还真把病给治好了,你要想试试,我可以带你去。"

     刘贵珍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同意了去学打坐;又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装成一个普通百姓,去给那个老道磕头拜师。没想到"深入敌后"的共产党员刘贵珍当了半年的小老道,不但居然没死,还变得身强力壮、满面红光。

     他又穿上军装回到原单位,这个奇迹马上传遍了河北。许多领导都出于好奇和他见面。他向组织汇报:他假装迷信从老道那儿学了一套打坐、气功的养生法。

     那时中国的医疗系统正在形成之中,西医虽然符合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虽然有李志绥那样的大夫进了中南海,建国后数目庞大的各级干部及其家属,虽然可以在较好的医院公费医疗,但是许多贵重的西药和昂贵的医疗方法不是多数人可以得到的。比如:那时我妈妈在中南海上班,我得了风湿病,妈妈怕我转成风湿性心脏病,在百忙之中抽空带我去中南海医务室看病,给我看病的那个主任是不是李志绥没来得及验证,主任看了半天,也只能给我开了一些普通的药品:阿斯匹林、水扬酸,也没能挡住病魔攻克了我的心脏。

     所以,中央也倡导中医,除了是尊重、继承传统中精华部分的考虑,也从实际考虑中国六亿多人没有那么多的医生和药品、设备。用几千年来就地取材的中医来解决一大部分医疗问题,是聪明的选择。

     刘贵珍发掘了更便宜的、有时对某些疾病更有效的气功疗法,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特批:任命刘贵珍为第一任北戴河气功疗养院院长。刘先生按毛泽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想,对气功疗法科学化、现代化,做了不少工作和研究,也试图用马列主义唯物观进行解释。

     刘先生还是个实事求是的干部,他把研究成果都公布出来。他认为气功疗法对于神经衰弱、胃溃疡等消化系统等疾病疗效比较明显,并没有像后来的气功大师们所扬言的那样"包治百病"。

     从刘先生开始为"气功疗法"摘去了迷信的帽子,成为合法的医疗方法之一。许多饱受战争创伤或在战争年代诒误治疗的将领和干部,也开始学习气功,在一部分人身上也起了良好的医疗作用。

     于是,从北京开始网罗被遗忘的气功人才。到六十年代初期,气功疗法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位于北京宽街的北京中医医院率先成立了第一个"气功科"。据说从福建聘请了有名的秦重三先生,他是山东人,当时已经年过古稀依然神采奕奕。在这个气功科办了第一个气功班。我有幸参加了这个班,同班的同学还有北京以画虎著名的老国画家胡佩衡先生,那时他也五六十岁了,我才十六岁。

   ⊙ 气功在中国百花齐放

     六十年代初,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上紧张精神上宽松。在大量西方电影、文学风糜一时的同时,气功也自然扩展了自身的地盘。

     当时流行的说法:四大气功家有北戴河的刘贵珍(虽然人们认为他的师傅不过是河北的无名老道,他也不过学了一点皮毛,可是他为气功在中国争得了合法地位,功不可没)、北京中医医院的秦重三、北京协和医院针炙门诊部的胡耀贞、上海"因是子静坐法"的创始人蒋维乔;但也有人说,军队系统的气功家周潜川才是世外高人。

     从那时开始北京景山公园每天清晨就有人来站桩,许多自发的小型太极班或气功班,"以功会友"方式形成小团体。那时,师傅都不敢收费,徒弟们又于心不忍,逢年过节他们凑份子送礼完全出于自愿。我在阳翰笙的女儿欧阳超华的引荐下参加了景山太极班。因为我在气功班练得突飞猛进,一度入静后失去时空观念,收功后,后怕不已,赶紧去问秦重三老先生,他沉吟良久说:"你太年轻了,先别练了。万一走火入魔无法收拾。"那时我休学在家又急于治病,只好改投别门。

     后来,由于我父亲和画家司徒乔先生关系密切,我有时去司徒杰(司徒乔之弟)家听音乐,他的夫人罗婉夷听说我病急投医的故事,说:你不如跟我学吧。原来她家是蒙古王公,从小全家都练"静坐呼吸养生法"。那时已经有人因练功而走火入魔,最有名的是中国歌剧院的编剧海啸先生因此精神失常。罗女士说:走火入魔都是因为把气功练得太过份了、太认真了,你想一个人进入催眠状况受不了任何一点惊吓,北京这条件,你这儿入静了,邻居小孩放个炮仗,就可能吓出毛病了。我们这个功不要求你入静,可以说是自由功。你坐车也可以练,和我聊天也可以同时练。不要强求入静、大小周天、意守丹田。

     所以这个阶段可以说气功在中国百花齐放。

   ⊙ 杀光"一贯道"

     秦重三、胡耀贞、蒋维乔等纷纷著书立说。他们的徒弟也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对气功疗法做出科学解释。那时,还没有人敢公开装神弄鬼,以"一贯道"为样板消灭"反动会道门"是毛泽东的重要决策。没人敢这会儿再以身试法。

     "一贯道"原本是中国民间流行的一种道教,也可以"治病",也可以问卜,顶多算一种巫术。按说和共产党只有信仰区别,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和共产党血战过的日本战犯、国民党战将,还留下来"学习改造",可是对"一贯道"大开杀戒,凡是"一贯道"的头头脑脑,甚至"骨干份子"(如在道门里有三才:天才、地才、人才等)均格杀勿论。为造舆论和现在批判法轮功手法类似,例如:受害者控诉、社会各界声讨、各种媒界批判,甚至拍了一部电影《一贯害人道》。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一贯道一定要斩草除根。"一贯道"份子的成份不过是城市平民或普通农民,他们和共产党没有不共戴天之仇。

     后来才明白这的确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他熟读历史,一个以强权政治为本的政权,没有一个敢于与之挑战的社会力量,可是民间的弱势团体,在不知不觉中会突然坐大。例如: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它们全都以百姓容易理解、接受的民间宗教的分散小组,逐渐发展,在社会环境适合的情况下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星火燎原。其实毛泽东当年起家直到打下天下,全是依靠百姓、依靠农民,所用的方法是向传统的"会道门"学来的,毛泽东怎么能让其它"会道门"也来"如法炮制",和他"争夺群众"。杀光"一贯道"是定下了规矩,这些"会道门"必须扼杀在摇篮里。

     虽然扫荡"一贯道"的台风余威犹存,"气功疗法"还是扭捏的悄悄登场,只谈健身不谈信仰。在中国困难时期粮食都不够,哪来足够的医药,用空气来治病十分经济、合算,又让民众安静勿燥,有利于社会安定。当局就默认了气功和太极的发展。

     一个全封闭的社会只要哪里有一点缝隙、一点泥土,哪里就会很快就会郁郁葱葱。

     一些老干部也学刘贵珍,希望发掘出更多的医疗方式。在北京南城北线阁修建了新的建筑物——中医研究院,后来扩展到北京西苑。他们除了研究、发展传统的中医,在针灸现代化;在诸如"气功疗法"、"补偿运动疗法"等边缘性、试验性的研究做了很多努力。

     当时轻工业部的一位局长张香山先生,可能参加革命前就好此道。在这个气候下,上级批准他搞得一个研究所,希望用"电子设备"可以测试出人体中的经络。这可能就是当今多种充斥市场的中医"治疗仪器"的鼻祖。由于张先生在延安管过我家隔壁的木工厂,我和姐姐当年偷过他晒在屋顶的牛肉干。家父听说张先生有"尖端科学"的中医疗法,就带我去求诊。他用个小盒子里通出来的两个电极,在我身上测来测去,最后开了一张中药方,似乎并没有超过中医医院的老头们。但他的研究没有白费,他的儿子张延生(当然是延安生的)二十年后,成了北京著名的气功大师,以特异功能诊断而著称,不用见人就可以治病,通个电话就行了,是八十年代北京几大气功大师之一。

     文化大革命十年,气功疗法没有发展,也没有消亡,处于冬眠状态。

   ⊙ "原子弹之父"捧气功

     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解放思想、突破禁区,这时叶帅等开国元勋都进入"夕阳红",他们的子女、亲友千方百计为他们寻医找药。于是,气功大师们出山大好时机到了。

     严新、张宝胜两个小骗子,出入中南海如履平地。戏法变得并不漂亮,但是捧场者帮他们制造机会、制造效果。那时北京人人谈气功,天天讲特异功能。这不能不归功于大力推行这"生命边缘科学"的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将军。如果说张将军文化有限情有可原,被毛泽东誉为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方面的权威代表,还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钱学森,他在一九五八年就做过这样的"科学论断":一亩地生产十万、二十万斤理论上是可以完成的,只是需要有足够的光和作用时间,于是各地的实验田旁边竖起黑板写下了他的科学语录,竖起电线杆安上强光灯,为增加光和作用时间。八十年代他老先生又出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严新、张宝胜的那些手彩戏法,说明一个新的科学时代到来了,发现第X空间,将改变时空观念,将改变精神和物质的界线。这次科学革命将比爱因斯坦的科学实验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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