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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妹南下,繁荣娼盛

回北京见到在美国发了财的老朋友骆润思先生,他从前对当局有许多不满与批评,很象一个知识分子,如今,他对当前中国当局的方针政策,持完全正面的热烈赞扬,但并不象有些"爱国华侨"那样,盲目拼命爱国;也不是专门为讨好些某人而言不由衷。他的确出自内心,他说:要没有这样一个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这样一套政策,我上哪儿去发财?何德何能而"天天唐伯虎,夜夜韩熙载"?
     
   他是得这么想。他北京的豪宅里的每一件家具,每一个摆设,都是天文高价的古董,是他每日把玩的心爱。另一雅好是在各地、各层次的欢场里流连忘返,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身体力行、体会深刻,对我说:你真应该写这么一本书,书名都有了,就叫《小姐》,准比《金瓶梅》、《红楼梦》丰富得多,有趣得多,可是得下点真功夫,得跌打滚爬浸淫于其中,得有足够金钱时间去细细阅历……不过,你的身子骨可不一定行。
   ⊙ "黄业"上了规模
     
   其实,这几年在中国已经出版了不少"黄业"的小说、报告文学和调查报告,但例如有一位《海南新闻图片报》的女记者夏一君女士,"为文学事业"埋身其中,然后将自己做三陪女、发廊小姐、与贩毒者往来、做洗碗工等隐私(包括记载这段历史的生活照)出了本书,据说是"不加修饰地袒露出来"的。
     
   我连忙找来这本书和一堆此类的读物认真研读一番,不禁感到失望。基本都是在"商业炒作"层次,其卖点都相当浅显和粗糙,和港澳的同类读物一样,都是老一套的菜码。即便个别作者企图"文化"一点,也是装饰性的,实在没有什么触动你内心的东西。说实在的,这些作品真还不如贾平凹先生在《废都》里玩的花活,难怪贾先生在中国文学界取得大师级的地位,虽然他的作品并不属于青楼文艺。
     
   也许,社会学博士潘绥铭先生(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写的调查报告《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是大批同类作品中态度最严肃、方法最严谨、评述最中肯的一本了。他是科班出身,下笔行文的确符合社会学的行规:做科学研究应该价值中立。他费尽心机,竭力而为了,但平心而论,这只是开了一个好头儿。因为他个人经济能力实在有限,用地下工作的形式去研究地下的产业,怎么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行业?既没有政府的支持,又没有大款或黑道的后台,他老先生往往是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匆匆记录眼前可能抓到的资料,充其量也象一个聪明的儿童侦探遥望几眼后,就要猜测魔山里的九九八十一道机关,所以许多资料不免难以翔实,评述部分包括许多揣测,当然其中会有"天才的猜想",同时也免不了许多地方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许多结论就下得未免太决断了一点。
     
   但是,对潘教授的这个工作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在调查之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黄业"已经上了规模,应该叫"性产业",这个概念很快就被中国朝野默认了;二是第一次有人冒着巨大危险,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来研究这个行业,给中国文人或人文科学界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 "性产业"超级市场
    
   北京新民谣说"新四害"是:
       
   公、检、法,黑社会;
   三陪小姐,国、地税。
     
   "三陪小姐"这个称谓是从中国公安系统文件中借用的,只用在"官称"范围中。去年中央电视台在春节晚会实况转播时,这个专用名词第一次在相声节目中正式浮上台面:"耗子给猫做三陪——要钱不要命。"
     
   这就是变相认可这行业的实际存在。
     
   可见上了规模,够得上了"产业",那么这个产业究竟有多大?中国的"三陪"小姐究竟有多少?
     
   现在实在无法得知,因为政府不想研究这件事,也不想让多事的文人来研究这件事情。这属于"只做不说"的中国特色事务之一。我们只能从各个媒体的报道中看到冰山不同方向的角,对其可以有个大概的猜测。
     
   据记者的调查(包括潘教授的调查),山西省太原市城区就有歌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220多家;四川省眉山县一条百米小街竟开设此类场所400余家;河北省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贫因地区的小镇,也因开有百余家这类场所而闻名。有人估算,仅四川省内就有"三陪"小姐100万以上;四川成都九眼桥职业介绍所,每年向外输出近4万人,其中65%的为年轻女性,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从事这类产业的。
     
   "据不完全统计,在广东的外来工超过一千万人……。已知起码有几百万'北姑'在广东各地掘金。"(见《开放》99年1月李谷城文章)
     
   哪怕你看过拉斯维加斯的艳舞团,也逛过日本歌舞伎町,还到过德国汉堡及北欧的红灯区去见识过,但,和中国的规模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广东东莞市,这只是一个县级市,香港规模最大的"大富豪"或"中国城"等超级夜总会的规模,都无法和这里的夜总会相比。东莞的一家夜总会包了一座五层的三星级饭店,一层的大厅、咖啡座、休息厅以及走廊全站满了小姐;每天都有一千五百名以上的小姐,周末就达到两千以上。
     
   入口处"夹道欢迎"的小姐,两边都站了五、六排,跟大瀑布似的,那"阴盛"的气势简直汹涌澎湃。你这辈子在其他地方不会遇见这么多豆蔻年华的少女齐齐向你摆媚态、抛媚眼。细想有点象做恶梦。
     
   在花海中缓缓地走动着一些"客人",慢慢品评,仔细挑选。这就是"性产业"的超级市场。
     
   这里的基本价格是:陪坐台(仅陪客人饮酒、唱歌)200人民币;如果要其他服务,只能客人和小姐自己商定;如果带走则要另付出"买钟"费用。
     
   小姐的年龄越来越年轻。从农村来的小女孩,在歌舞厅、卡拉OK厅、KTV贵宾房、大酒店里成为雏妓,供客人选用。有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广西、河南、安徽、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陕西、新疆、云南等省,以农村户口为主的十几岁的小女孩。
     
   对于香港来的客人,这里的价格是很便宜了,而"选择机会"比香港又多了多少倍。难怪有香港媒介说这里是"男人的天堂"。
   ⊙ 亚洲金融风暴发端在此
     
   这个产业赚取和流动的资金究竟有多少,是很难计算的。
     
   李谷城先生曾经给过我们两个数字:
     
   一、香港每天平均有一万人经罗湖或皇岗进入深圳,每月平均消费多达五亿港元,即每人每天在深圳平均消费一千六百元。这些钱基本投入饮食、酒店及色情行业,每年为深圳带来六十亿港币的收入。
     
   二、广东每年汇往其他省份的私人汇款多达四百亿元……,据说,以三陪女作招揽的卡拉OK、酒廊、发型屋、健康中心等特种行业,每年收税逾一百亿元。我的一位朋友,认为我国这个产业的发达,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大原因。
     
   这得分头说说泰国。泰国在七、八十年代经济一直不错,靠得就是性旅游业,外国游客为了这种事情,最肯花钱。我们知道,低级的加工业利润极薄,外汇收入多被留在国外,但旅游业带来的外汇,统统留在国内。泰国性旅游业的顾客,来自全世界,其中以日本、台湾、香港为最,西方人也不少,而且西方人喜欢到泰国找太太,据他们自己说,那是因为"妇解"之后,欧美男性心理压力太大,对性事的兴趣大大减少,到了泰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才使他们觉得自己恢复了男性的尊严。同时,泰国出口大批新娘,这些女性从外国又能寄回来一些外汇,据说主要是美金和马克。这些钱是净流入,使泰国的货币量增加,市场流通旺盛,其他各行各业,也都相应发展。
     
   可是事态突然逆转:广东的黄业突飞猛进,很快超过了泰国。中国文化圈(中国日本和四小龙)的男性,审美标准基本相同,这个文化圈的男人给泰国的外汇一旦转向中国,泰国就完蛋了。同时,中国女性倚仗其优越的文化和物质条件,在世界的性和婚姻市场上,也把泰国和东南亚的女性不可逆转地打垮了。消费在这方面的巨额金钱,源源不绝地流入中国女性的荷包。更糟糕的是,泰国色情业发现,就连本国顾客也喜欢"北方小姐",更不用说外国游客,于是他们也要从中国"进口小姐",小姐们又把本来留在泰国的钱,汇回了中国。
     
   泰国和东南亚的经济受到这样的打击,其投资回报率马上降低,外资当然不会停放在这样的地区。外资一旦撤走,就呈雪崩形态,不可收拾。这是亚洲金融风暴的成因之一,实际上是金融风暴的发端。
     
   这当然是这位朋友的一家之言,细想起来还是有些道理。
   ⊙ "打谷草":公安敲诈黄业
     
   本文所列举的"性产业"收入数字,显然也大有探讨的余地。仅就香港统计的深圳收入数字来说,这里没有计算人民币方面的巨额收入,例如:花费公款的娱乐活动,或公司间的"一条龙"招待的费用,还有大款们的消费等。每年深圳在这个产业的收入决不少于百亿,这还没有计算"客人"直接付给小姐的现金,这个数字也是绝对庞大的。
     
   社科院的学者说:这绝大多数都是"公款消费",干部公款吃喝玩乐的"行政经费"每年都有数千亿人民币以上,这是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和的好几倍,也是国家对整个农业投资的好几倍……。
     
   我再给你另两个数字:
     
   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公安分局局长李中全,是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干儿子,他俩的腐败是从毛景祥称为"公安局经济大翻身"的那场扫黄行动开始的。李中全借"扫黄打非"之名,疯狂捞钱,甚至放出"野鸽子"引诱男人上钩。据阜新市纪检干部讲,前些年"扫黄打非"上缴了财政3个亿,那么李中全截留的小金库有多少,便可想而知了。
     
   每年的各种重要节日之前,或中央重要会议期间,都要在全国各地"扫黄打非"一番,这成了许多城市公安局的"丰收季节",跟古代胡人到中原来抢人抢粮称为"打谷草"一样。今年五十周年国庆前,在珠海市的一次清理中,就抓了七千多小姐,当局允许她们打电话找人来赎,中国目前行政法规定,卖淫、嫖妓最高罚款数额为五千人民币,而珠海公安局的土政策是五千元为下限,根据小姐的"素质"和来赎她的人的经济状况,决定价格,最多可达两万,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人民币之间。仅这一次扫黄中的这一项,就为市公安局创造了三千五百万到八千万人民币的收入。
     
   来赎小姐的人十分踊跃,有的是她们的朋友或同行找别人来赎,也有她们的男朋友、傍家、客人。最多的是她们的"鸡头"来赎,把帐挂在"产业",靠今后的收入还清本利。也有职业或业余的"鸡头"来赎那些找不到人帮忙的人,赎出去后,这小姐就成为他或她旗下的小姐,然后顺理成章"卖身还债"。
     
   人们都知道公安机关这部分罚款都没有正式收据,给个白条就不错了。前面所讲的阜新公安局的败露,是由于公安局长毛景祥将128位亲友,全都安排进公安系统的这类肥缺,事发后,毛的干儿子李中全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李的太太孙德颍当时任职于阜新市监狱支队办公室主任,为丈夫报仇买凶杀人,才惊动了北京中纪委。其实,他们只要不太张狂,慢慢地经营生意,稳稳地"打谷草",收入再丰厚,也算不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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